君子不与人争，就要受气。举例来说，我乘地铁ກ时排队购票，总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到前面加塞。说实在的，我有很多话要说：我排队，你为什么不排队？你忙，难道我就没有事？但是碍于君子的规范，讲不出口来。话憋在肚子里，难免要生气。有时气不过，就嚷嚷几句：排队，排队啊。这种表达方式不够清晰，人家也不知是在说他。正确的方式是：指住加塞者的鼻子，口齿清楚地说道：先生，大家都在排队，请你也排队。但这样一来，就陷入与人争论的境地，肯定不是君子了。
据我所见，卖唱不一定非把身上弄得很脏ู，也不一定要要哗众取宠。比方说，有一次我在洛杉矶乘地铁ກ，从车站出来，走过一个ฐ很大的过厅。这里环境很优雅，铺着红地毯，厅中央放了一架钢琴。有一个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坐在钢๐琴后面，琴上放了一杯冰水。有人走过时，他并不多看你，只弹奏一曲，就如向你表示好意。假如你想回报他的好意，那是你的事。无心回报时，就带着这好意走开。我记得我走过时，他弹奏的是“八音盒舞曲”，异常悠扬。时隔十年，我还记得那乐่曲，和他的样子，他非常年轻。人在年轻时，可能要做些服务性的工ื作，糊口或攒学费，等待进取的时机，在公共场所演奏也是一种。这不要紧只要无损于尊严就可。我相信，这个青年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第十八章写给新า的一年19๗9๗6๔
不过活着总得死，这一点是不错的，我有时对这一点也很不满意呢。还有，人活着有时候有点闷，这也是很不愉快的。过去我想，人活着都得为别人，为别人才能ม使自己้得到เ生。那时大家都这么想吧？结果大家都不近人情的残酷，都走上宗教的道路了呢。我们经过了那个时代，把生活都变成一个连绵不断的宗教仪式了呢。后来我见过活着全然为ฦ自己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唯物主ว义者，把自己当成物质，需要的东西也是物质，所以就分不出有什么区别。比方แ说，物质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吗？有人分不出来。
1本篇最初ม表于1996年7月第1้2日《南方周末》。
中国史学界ศ没有个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一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一种遗憾——布罗代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เ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在边远地方แ有。我们村里有盘碾子，原来是用驴子拉的，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推。驴拉碾时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人推时不蒙眼，因为大家觉得这像一头驴，不好意思。其实人也会晕。我的切身体会是：人只有两条腿，因为这种令人遗憾的事实，所以晕起来站都站不住。我还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陈永贵大叔在大寨曾和一头驴子比赛负重，驴子摔倒，永贵大叔赢了。我认为，那头驴多半是个小毛驴，而非关中大叫驴。后一种驴子体态壮硕，恐非人类所能匹敌——不管是哪一种驴，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ำ，证明了就是不借手推车，人也比驴强。我认识的一位中学老师曾经用客观的态度给学生讲过这个ฐ故事未加褒ຐ贬，结果在“文化革命”里被斗得要死。这最后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ณ国为什么没有年鉴学派。假如布罗代尔是中国人，写了一本有关中国农村物质生活的书，人和驴比赛负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文化革命”这一关他绝过不去。虽然没有年鉴学派那样缜密的考证，但我也得出了结论：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来之ใ前，在物质生活方面有这么一种倾向，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兽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本分。当然，这种要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不过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我认为ฦ自己在插队时遭遇的一切，是传统社会物质文明展规律走到极端所致。
就我所知，哲人王对人类的打算都在伦理道德方面。倘若他能在物质生活方แ面替我们打算周到，我倒会更喜欢他。假如能做到เ，他也不会被称为哲人王，而会被称为科学狂人。实际上，自从有了真正的科学，科学家表现得非常本分。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就是教人本分的学问，所以根本就没出过这种狂人。至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就不敢这么说。起码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叫做“学而优则仕”，当然，若说学了它就会打量人，可能有点过分；但一听说它又出现了新的变种，我就有点紧张。国学主张学以致用，用在谁身上，可以不问自明——当然，这又是题外之语。
在西方的智慧里，怎样明电å动机，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电动机。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ำ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话还是有点绕。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轫于一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ม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任何一门学问，即便内容有限而且已经不值得钻研，但你把它钻得极深极透，就可以挟之以自重，换言之，让大家都佩服你；此后假如再有一人想挟这门学问以自重，就必须钻得更深更透。此种学问被无数的人这样钻过，会成个什么เ样子，实在难以想像。那ว些钻进去的人会成个什么样子，更是难以想像。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现大致可以分为ฦ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ม按方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เ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卖大力丸的，这种丸ฤ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ณ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成种气氛，除了大力丸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现在该说说建设的方面了。这些年来，大家蜂拥而上赞美过的正面形象，也就是电视剧《渴望》里面的一位妇女。该妇女除了长得漂亮之外，还像是封建时期一个完美的小媳妇。当然，大伙是从后一个方面，而不是前一个方面来赞美她；这也是中古的遗风。不过，要旌表一个戏中人，这可太古怪了。我们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则ท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国服务。想要崇高，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请，以便拒绝掉，这也太难为人了；在知识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所以，除了树立形象，还该树立个森严的道德体系，把大家都纳入体系。从道德上说事，就人人都能被说着了。
第四章《我的精神家园》序
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两极。一极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在这两极之ใ间的话，全都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在那些说话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税吏。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交纳税金，做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ฦ己任。
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但不管怎么说吧，人来到เ世间，仿佛是来游泳的，迟早ຉ要跳进去。我可没有想到自己会保持沉默直到四十岁，假如想到เ了，未必有继续生活的勇气。不管怎么说吧，我听到的话也不总是那么疯，是一阵疯，一阵不疯。所以在十四岁之前，我并没有终身沉默的决心。
三
中国人喜欢接受这样的想法：只要能活着就是好的，活成什么样子无所谓。从一些电影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活着》、《找乐》……我对这种想法是断ษ然地不赞成，因为ฦ抱有这种想法的人就可能活成任何一种糟糕的样子，从而使生活本身失去意义。高尚、清洁、充满乐趣的生活是好的，人们很容易得到เ共识。卑下、肮脏、贫乏的生活是不好的，这也能得到共识。但只有这两条远远不够。我以写作为生，我知道某种文章好，也知道某种文章坏。仅知道这两条尚不足以开始写作。还有更加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某种样子的文章对我来说不可取，绝不能让它从我笔下写出来，冠以我的名字登在报刊上。以小喻大，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态度。
注释：
1้本篇最初表于1996๔年第10期《辽宁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