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见，卖唱不一定非把身上弄得很脏ู，也不一定要要哗众取宠。比方说，有一次我在洛杉矶乘地铁ກ，从车站出来，走过一个ฐ很大的过厅。这里环境很优雅，铺着红地毯，厅中央放了一架钢๐琴。有一个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坐在钢琴后面，琴上放了一杯冰水。有人走过时，他并不多看你，只弹奏一曲，就如向你表示好意。假如你想回报他的好意，那是你的事。无心回报时，就带着这好意走开。我记得我走过时，他弹奏的是“八音盒舞曲”，异常悠扬。时隔十年，我还记得那ว乐曲，和他的样子，他非常年轻。人在年轻时，可能要做些服务性的工作，糊口或攒学费，等待进取的时机，在公共场所演奏也是一种。这不要紧只要无损于尊严就可。我相信，这个ฐ青年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部历史有一半写在故纸上，还有一半埋在地下，只是缺少了一部立在地上的历史，可以供人在其中漫步。我小的时候，北京不但有城墙，还有很多古老的院子——我在教育部ຖ院里住过很久，那ว地方是原来的郑王府，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了王府的旧貌，屋檐下住满了燕子。傍晚时分，燕子在那里表演着令人惊讶的飞行术：它以闪电å般的度俯冲下来，猛地一抬头，收起翅膀，不差毫厘地钻进椽子中间一个小洞里。一二百年前，郑王府里的一位宫女也能看到这种景象，并且对燕子的飞行技巧ู感到诧异——能见到เ古人所见，感到古人所感，这种感觉就是历史感。很遗憾的是，现在北京城里盖满了高楼，燕子找不着自己住过的屋檐，所以也很少能看到เ了。现在的年轻人读到“似曾相识燕归来”，大概也读不懂了。所幸的是，北京还有故宫，还有颐和园。但是没有了城墙，没有了燕子，总是一种缺憾。
不过活着总得死，这一点是不错的，我有时对这一点也很不满意呢。还有，人活着有时候有点闷，这也是很不愉快的。过去我想，人活着都得为别人，为别人才能ม使自己得到生。那时大家都这么想吧？结果大家都不近人情的残酷，都走上宗教的道路了呢。我们经过了那个时代，把生活都变成一个连绵不断的宗教仪式了呢。后来我见过活着全然为自己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把自己当成物质，需要的东西也是物质，所以就分不出有什么区别。比方แ说，物质生活就是生活本身吗？有人分不出来。
注释：
中国史学界没有个年鉴学派，没有人考证一下历史上的物质生活，这实在是一种遗憾——布罗代尔对中国物质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详尽，这件事其实很有研究的必要。在中国人口稠密的地带，根本就见不到风车、水车，这种东西只在边远地方有。我们村里有盘碾子，原来是用驴子拉的，驴没了以后改用人来推。驴拉碾时需要把眼蒙住，以防它头晕。人推时不蒙眼，因为大家觉得这像一头驴，不好意思。其实人也会晕。我的切身体会是：人只有两条腿，因为ฦ这种令人遗憾的事实，所以晕起来站都站不住。我还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陈永贵大叔在大寨曾和一头驴子比赛负重，驴子摔倒，永贵大叔赢了。我认为，那ว头驴多半是个小毛驴，而非关中ณ大叫驴。后一种驴子体态壮硕，恐非人类所能匹敌——不管是哪一种驴，这都是一个ฐ伟大的胜利ำ，证明了就是不借手推车，人也比驴强。我认识的一位中ณ学老师曾经用客观的态度给学生讲过这个故事未加褒贬，结果在“文化革命”里被斗得要死。这最后一件事多少暗示出中国为ฦ什么没有年鉴学派。假如布罗代尔是中国人，写了一本有关中ณ国农村物质生活的书，人和驴比赛负重的故事他是一定要引用的，白纸黑字写了出来，“文化革命”这一关他绝过不去。虽然没有年鉴学派那样缜密的考证，但我也得出了结论：在现代物质文明的影响到เ来之前，在物质生活方แ面有这么เ一种倾向，不是人来驾驭自然力、兽力；这就要求人能够吃苦耐劳、本分。当然，这种要求和传统文化对人的教诲甚是合拍，不过孰因孰果很难说明白。我认为ฦ自己在插队时遭遇的一切，是传统社ุ会物质文明展规律走到极端所致。
我知道，这哲人王也不是谁想当就能ม当，他必须是品格高洁之ใ士，而且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此我举中ณ国古代的哲人王为例——这只是为了举例方แ便，毫无影射之意——孔子是圣人，也很有学问。夏礼、周礼他老人家都能言之ใ。但假如他来打量我，我就要抱怨说：甭管您会什么礼，千万别来打量我。再举ะ孟子为例，他老人家善养浩然之ใ气，显然是品行高洁，但我也要抱怨道：您养正气是您的事，打量我干什么เ？这两位老人家的学养再好，总不能构成侵犯我的理由。特别是，假如学养的目的是要打量人的话，我对这种学养的性质是很有看法的。比方说，朱熹老夫子格物、致知，最后是为ฦ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因为本人不姓朱，还可以免于被齐，被治和被平总是免不了的。假如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生活就是很不安全的。很可能ม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有一位我全然不认识的先生在努力地格、致，只要他功夫到家，不管我乐意不乐意，也不管他打算怎样下手，我都要被治和平，而且根本不知自己้会被修理成什么模样。
在西方的智慧里，怎样明电动机，是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所以才会有电动机。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话还是有点绕。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ำ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现代文明的特快列ต车竟轫于一种兴趣，说来叫人不能相信，但恐怕真是这样。
二战期间，有一位美国将军深入敌后，不幸被敌人堵在了地窖里，敌人在头上翻箱倒柜，他的一位随行人员却咳嗽ณ起来。将军给了随从一块口香糖让他嚼，以此来压制咳嗽。但是该随从嚼了一会儿，又伸手来要，理由á是：这一块太没味道。将军说：没味道不奇怪，我给你之前已经嚼了两个钟็头了！我举这个ฐ例子是要说明，四书五经再好，也不能几千年地念，正如口香糖再好吃，也不能换着人地嚼。当然，我没有这样地念过四书，不知道其中ณ的好处。有人说，现代的科学、文化，林林总总，尽在儒家的典籍之ใ中，只要你认真钻研。这我倒是相信的，我还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我个人认为，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文化传统，不是孔孟程朱，而是这种钻研精神。过去钻研四书五经，现在钻研《红楼梦》。我承认，我们晚生一辈在这方面差ๆ得很远，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ฐ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假如把世界上所有的学者对本学科用途的说明做一比较，就可现大致可以分为ฦ两种，一种说：科学可以解决问题，但就如中药铺里的药材可以给人治病一样，先要知识完备，然后才能按方แ抓药，治人的病。照这种观点，我们现在所治之学，只是完备药店的药材，对它能治什么病不做保证。另一种说道，本人所治之学对于现在人类所遇到的问题马上就有答案，这就如卖大力丸的，这种丸药百病通治，吃下去有病治病，无病强身。中国的学者素来有卖大力丸的传统，喜欢做妙语以动天听。这就造成种气氛，除了大力丸ฤ式的学问，旁的都不是学问。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有时也想做几句惊人之语，但又痛感缺少想象力。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连“郭鲁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时就如吃了一闷棍。我想这是个蒙古人，不知为ฦ什么我该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来说，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ต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现在中ณ学生不知道李远哲也是个罪名——据我所知，学化学的研究生也未必能ม学到李先生的理论；他们还有个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窍，连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是谁都不知道。据我所知，这三位先生的学问实在高深，中ณ学生根本不该懂，不知道学问，死记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况记下这些名字之ใ后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国籍，这是给孩子灌输些什么？还有一个爱说的话题就是别人“格调低下”，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兄弟我格调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说里看到过这种腔调，小说的题目叫《会说话的猪》。总的来说，这类文章的要点是说别人都不够好，最后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否则就要国将不国。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国外的报刊上也有。只是挑出的毛病比较靠谱，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如果把道德伦理的功能概ฐ括为批判和建设两个方面，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แ面。我不认为这是批判ศ社会——这是批判人。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ฦ猛烈：一类是在校学生，尤其是中ณ学生；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咱也惹不起。
第四章《我的精神家园》序
我说自己多年以来保持了沉默，你可能会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这种怀疑ທ是对的：因为ฦ我既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我们听说，在过去的年代里，连一些伟大的人物都“讲过一些违心的话”，这说明征税面非常的宽。因为有征话语捐的事，不管我们讲过什么เ，都可以不必自责：话是上面让说的嘛。但假如一切话语都是征来的捐税，事情就不很妙。拿这些东西可以干什么？它是话，不是钱，既ຂ不能用来修水坝，也不能拿来修电站；只能ม搁在那ว里臭掉，供后人耻笑。当然，拿征募来的话语干什么เ，不是我该考虑的事；也许它还有别的用处我没有想到。我要说的是：征收话语捐的事是古已有之。说话的人往往有种输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在这方面有个ฐ例子，是古典名著《红楼梦》。在那本书里，有两个ฐ姑娘在大观园里联句，联着联着，冒出了颂圣的词句。这件事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两个ฐ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半夜三更作几句诗，都忘不了颂圣，这叫什么事？仔细推敲起来，毛病当然出在写书人的身上，是他有这种毛病。这种毛病就是：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
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但不管怎么เ说吧，人来到เ世间，仿佛是来游泳的，迟早要跳进去。我可没有想到เ自己会保持沉默直到四十岁，假如想到了，未必有继续生活的勇气。不管怎么说吧，我听到เ的话也不总是那么疯，是一阵疯，一阵不疯。所以在十四岁之前，我并没有终身沉默的决心。
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ม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า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า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๓妙招。在我的同学里，凡和我同等年龄、有同等经历的人，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带来这样的快乐，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像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时下中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一位达到เ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如果说贫穷是种生活方式，拣垃圾和挑大粪只是这种方式的契机。生活方式像一个ฐ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细节加在一起，就叫做“文化”。有人说，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好的，都必须ี尊重。就我们谈的这个例子来说，我觉得这解释不对。在萧伯纳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里，有一位年轻人这么เ说他的穷父亲：“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要是一辈子都这么兴冲冲地弄一堆垃圾、一桶屎，最后自己也会变成一堆垃圾、一桶屎。
所以，我觉得总要想出些办法，别和垃圾、大粪直接打交道才对。
注释：
1本篇最初表于1996年第23期《三联生活周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