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窖的进口处，现在是一家酒厂。厂长听说来了中ณ国客人，连忙赶来，也不多说什么，扬手要工作人员把厚厚的窖门打开。大家刚进门，就被一股阴阴的凉气裹卷住了。这种发自地底的凉气是那么巨大，而且有一种无可置疑的天然性，与周围黝暗的光线、看不到头的石灰岩洞组合在一起，委实让人却步。三位容易感冒的伙伴打了一阵寒噤后慌忙退出，我们几个则ท深深地吸足凉气，让凉气弥散全身，然后提起精神往前走。
一排排绵延无际的酒桶出现了，桶上都标着年代。两旁้时时出现一些独立的窖室，铁栅栏门锁着，贮存着一些特殊年代的酒中珍品。空气中的酒香越来越浓，酒窖里的长巷也越来越深。终于看到头了，快步走过去，谁知一转弯又是漫延无际。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历来盛邑大户可以离山，却总不离水。
也许正是这个ฐ原因，我本人以前对居息环境的梦想，也不大多与水有关。
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遇到เ了哥伦布。哥伦布决定横渡大西洋去寻找马可·波罗的脚印，希望获得葡萄牙王室的资助。葡萄牙王室太内行了，一听就觉得方向有误，未予支持。哥伦布转而向西班牙王室求援，伊莎贝尔女王支持了他。结果，葡萄牙由于太内行而失去了哥伦布，而哥伦布也因为没有理会葡萄牙王室的意见而失去了马可·波罗。他横渡大西洋果然没有找到เ东方，却歪打正着地找到了美洲。
哥伦布由错误的航线而导致的巨大成功，使葡萄牙王室心里发酸。所谓错误，都是一定坐标下的产物；按马可·波罗的目标，哥伦布没有走对，但新大陆的发现已๐使哥伦布的盛名超过了马可·波罗，他已自成坐标，那ว还何错之ใ有但葡萄牙王室暗想，尽管哥伦布已经名动天下，东方แ，还应该是一个目标。
据我自己的经验，几乎ๆ没有遇见过一个喜欢远行的流浪者是偏激、固执、阴郁、好斗的。反之，那ว些满口道义、鄙视世情的书斋文人如果不得已参加某种集体旅行，大多连谁扛行李、谁先用餐、谁该付款等琐碎问题也无法过关，总是众人侧目，同室翻脸，不欢而散。流浪，一个深为他们耻笑的词汇，却又谈何容易有人把生命局促于互窥互监、互猜互损，有人则把生命释放于大地长天、远山沧海。因此，在我眼中，西班牙吧塞罗那的流浪者大街，也就是开通者大街，高贵者大街。
流浪者大街的东边一段，是各国流浪ฐ画家活动的场所。画家们搭起画架为来往行人画像，有的是写实，有的是漫画ฑ，漫画的生意要好一些。这有两ä个原因，一是因为漫画ฑ有趣，被画一次就大笑一通，惹得旅๓伴们也非常开心，互相逗趣，变成了一场游戏；二是因为ฦ漫画快，几笔就成，身在旅途，谁也懒得在大街边坐个把小时被写实画家细细描绘，被围观的行人评头品足。
由á美第奇家族联想到เ，中国古代的显贵、官僚、豪绅，一般只沈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书画，不愿意在公共领域大规模地优化艺术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让庶民共享。
光天化日之下的巨เ大身躯，必然会带出同样巨เ大的阴影。在佛罗伦萨徜徉时间一长，也会品味到美第奇家族难于表述的尴尬状态。我从那些欲大而不能太大的建筑中ณ看出来了，从那些不知与市民亲近一点还是疏离一点的广场上看出来了，从那些被他们家族支持的艺术大师虽然佳作迭出却未能ม大幅度创新的整体倾向中看出来了，也从他们家族各代当家人雕像的神情中看出来了。
罗马帝国最终灭亡于公元四七六年，最后一位皇帝ຓ叫罗慕洛斯·奥古斯都。当代瑞士出生的剧作家迪伦马特写过一部《罗慕洛斯大帝》，可谓精彩纷呈。
迪伦马特把这个剧ຕ作称之ใ为“非的历史剧”说明剧情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但在基本精神上，他却写出了罗马帝国覆亡的必然性，并由此引出了普遍哲理。
我所看到เ的这种人体遗形，大多是痛苦地躺在地上或台榻上挣扎，只有极少数靠壁站着。在这样的灾难中居然能站着死亡，让人顿ู生敬意。在一个瓦罐制造工场，有一个工人的人体抱肩蹲地，显然是在承受窒息的晕眩。他没有倒地，只想蹲一蹲，憩一会儿就起来。谁知这一蹲就蹲了一千多年。更让他惊讶的是，重见天日之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变成了自己้的作品，都成了硬邦邦的石头。
因此，庞贝废墟中这位抱肩蹲地的工人，仿佛是又一座《思考者》雕塑，思考着人类如何异化为劳动对象，然后以身作则。
教会判他是“异端”倒并不冤枉。记得中世纪的一个宗教裁判ศ员曾经自炫，他可以根据任何一个作者的任何两行字就判定异端并用火烧死，而胡斯反对教会剥削行径的言论却明确无误，请听他的这段话：
甚至穷老太婆藏在头巾里的最后一个ฐ铜板，都被无耻的神父搜刮出来，不是花在忏悔上，就花在弥撒上；不是花在弥撒上，就花在圣徒遗物上；不是花在圣徒遗物上，就花在赦罪上；不是花在赦罪上，就花在祈祷上；不是花在祈่祷上，就花在埋葬上…说神父比强盗还狡猾、还凶恶，难道不对吗在我们想象中，用这样强烈的语气向民众呼吁的人，一定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因此，当权者是不敢用残酷方แ式把是非颠倒于大庭广众之ใ前的，如果不经过歪曲和遮掩，当场焚烧像胡斯ั这样的著名人物，会在民众中引起什么样的逆反心理呢但是到了欧洲读到的历史资料é却让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实证明，民众的良知在获得启蒙之前，他们恰恰是很多无耻暴行的参与者和欢呼者。一般在火刑仪式前夜，全城悬挂彩旗，市民进行庆祝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一批戴着白色风帽，穿着肥大长袍把脸遮住的特殊人物，他们是宗教裁判ศ员和本案告密者。执行火刑当日，看热闹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ณ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声辱骂被押解的“犯人”亲属们则围在他的四周最后一次劝他忏悔。当火点起之后，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拥上前去，享受添加柴草的权利。
苞斯一案的证人是他原来的同道斯蒂芬·帕莱茨，而他的不少朋友也充当了劝他忏悔的角色。因此，胡斯ั站在木柴堆中ณ高声责斥ม的，是伪证人。
那ว么，统治当局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案件中是否真有伪证和诬陷的可能ม呢考虑过。但他们确信，利益高于真实，更高于道义。例如直接过问胡斯ั一案的西吉斯孟皇帝就曾说，只要符合教皇利ำ益，可以背信弃义แ。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各国的宗教裁判ศ员都认为ฦ，即使伪证致使一位无辜者被烧死，这位无辜者也应该高兴，因为他也是为宗教而牺牲的。至于诬陷致使一位无辜者名誉遭污，这位无辜者更应懂得现世名誉是身外之物，彼岸世界为ฦ他准备了桂冠。
总之，怎么诬陷都可以，怎么焚烧都可以。
当然宗教裁判员之上还有裁判员，那就是历史。一位布拉格大学校长被活活烧死，人们理所当然地看成是罗马教廷对于捷克民族的侵犯，于是引发了一场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义แ，为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写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还是有点脾气的。
布拉格从什么时候开始蒸腾起艺术气氛来的，我还没有查证。但是既ຂ然这种气氛已成为现在布拉格为世人共知的一种性格，那么这种查证是迟早ຉ的事。我今天只采取一个ฐ最简便的办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师奔去，从他的高度来俯矙这座城市。这位大师，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故居在一个紧ู靠教堂的路口，与从前见过的老照片完全一样。我进门慢慢转了一圈，出来后在教堂门口的石阶上坐了很久。这地方แ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有点气闷，房子与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而教堂又与房子很不和谐。我开始揣摩那ว位清瘦懮郁、深眼高鼻的保险公司职员站在这儿时的目光，谁知一揣摩便胸闷气塞，真奇怪遥远的阅读记忆有如此强烈的功效。何处是小职员变成甲â虫后藏匿的房间何处是明知无罪却逃避不掉的法庭何处是终生向往而不得进入的城堡卡夫卡所在的犹太人群落在当时既受奥匈帝国中排犹情绪的打击，又受捷克民族主ว义思操的憎恶，两头受压。在这种气氛中ณ，父亲的紧张和粗暴又近距离地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没有任何逃遁之路的生存困境，而这种生存困境的扩大恰恰是人类的共同处境。
他开始悄悄写作，连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瞒了好几年。四十岁去世时留给布洛德的遗嘱中说：『请将我遗留แ下来的一切日记、手稿、书信、速写等等毫无保留地统统烧掉。”幸好，布洛德没有忠实地执行这个ฐ遗嘱。
卡夫卡死在维也纳大学医院，尸体立即被运回布拉格。当时人们还不清楚，运回来的是一位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划时代作家，布拉格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文化重量。
与卡夫卡同时，布拉格还拥有了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我和伙伴们到那ว个纪念他的小酒馆畅饮了一个晚上。想想二十世纪前期的布拉格真是丰厚，只怕卡夫卡过于阴郁，随手描出一个胖墩墩、乐呵呵的帅克在边上陪着。
其实卡夫卡和哈谢克是几乎同时出生又同时去世的，他们有一种缺一不可的互补关系：卡夫卡以认真的变形来感受荒谬，哈谢克以佯傻的幽默来搞乱ກ荒谬。这样一个互补结构出现于同一座城市已经够让国际思想界ศ和文化界羡慕的了，但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提出，意义还不止于此，这人就是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说，卡夫卡和哈谢克带领我们看到的荒谬，不是来自传统，不是来自理性，也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身外的历史，因此这是一种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无法逃脱的荒谬，可称之为“终极荒谬”它不仅属于布拉格，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现在谁都知道，说这番话的米兰·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级的大师，他连接了卡夫卡和哈谢克之后的缆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为ฦ世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标。米兰·昆德拉一言难尽，我曾从中国学者李平的一篇文章中看到เ法国人对他小说的一个概括，说是“对存在的诗意的沈思”觉得比较帖切。昆德拉一直为布拉格的文学地位而骄傲，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著作被禁，他只好移居法国，骄傲也就转化成悲哀。
时至今日，昆德拉对布拉格更应该刮目相看，可惜他年岁已大，不便再度迁移。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响，是让一位作家登上了总统高位。任总统而有点文纔的人在国际间比比皆是，而哈维尔总统却是一位真正高水准的作家。当年刚刚选上时真替他捏一把汗，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稳、自然，很有威望。更难得的是，他因顶峰体验而加深了有关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成了一个更具哲学重量的作家总统。读着他近几年发表的论著，恍然觉得那位一直念叨着“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莱特，终于继承了王位。
我在总统府的院子里绕来绕去，心想这是布拉格从卡夫卡开始的文化传奇的最近一章。对于人类的生存处境，卡夫卡构建了冷酷的寓言，昆德拉提供了斑á斓的象征，而哈维尔则ท投入了政治的实验，三者都达到เ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布拉格真让人嫉妒。
但相比之下，我读卡夫卡和昆德拉较多，对担任总统后的哈维尔却了解太少，因此以后几天不再出门，只在旅馆里读他的文章。随手记下一些大意，以免遗忘———他说，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เ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传统的乐่观主义虚设了很多“意义แ的岛屿”引诱人热情澎湃，而转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渊。哲人的兴趣不应该仅仅在岛屿，而是要看这些岛屿是否连结着海底山脉。这个“海底山脉”就是在摒弃虚假意义之后的信念，真正的信念并不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意义แ，从而产生责任。责任，是一个ฐ人身份的基点。
他说，狂热盲目使真理蒙尘，使生活简单，自以为要解救苦难，实际上是增加了苦难，但等到发现往往为时已晚。世间很多政治灾祸，都与此有关。
他说，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现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ฦ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ฦ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
他说，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须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事纠纷。当权者如果停止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
他说，一切不幸的遗产都与我们有关，我们不能超拔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曾经习惯于口是心非，习惯于互相嫉妒，习惯于自私自利ำ，对于人类的互爱、友谊、怜悯、宽容，我们虽然也曾高喊，却失落了它们本身的深度。但是，我们又应相信，在这些道德病症的背后，又蕴藏着巨大的人性潜能。只要把这些潜能唤醒，我们就能重新า获得自尊。
他说，那ว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这一切已๐侵蚀到我们的大众传媒，它们一味鼓动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门的劫掠、政治上的诽谤、诬陷也与此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呼唤社ุ会上巨大而又沈睡着的善意。
他说，文化从低层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面，从高层次而言，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
他说，知识分子比别人有更广泛的思考背景，由此产生更普遍的责任。这固然不错，但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参透了世界的奥秘，把握了人间的真理，便企图框范天下，指责万象，结果制造恐怖，甚至谋求独裁，历史上很多丑恶的独裁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要掌握大权已有困难，但一直在发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断的骚扰企图引起人们注意，我们应该提防他们，拒绝他们。与他们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识分子总是宽容而虚心，他们承认世界的神秘本质，深感自己的渺小无知，却又秉承人类的良心，关注着社ุ会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们能使世界更美好…哈维尔因此也说到自己，他说自己作为总统实在有太多的缺点，只有一个优点，那ว就是没有权力欲望。正是这一点，使一切有了转机，使全部缺点不会转化为丑恶。
看来，他十年来在具体的权力事务上还是比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这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毕竟与他过去习惯的探讨生命的本质、荒诞的意义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从那个形而上的层面走向了社会现实，对此他并不后悔。
问了很多捷克朋友，他们对于选择哈维尔，也不后悔。他们说，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征性，但他居然没有僵持在象征中ณ，让捷克人时时享受来自权力顶峰的美丽思想和美丽语言，又经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馆看到เ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问他的缺点，有的捷克朋友说，文人当政，可能ม太软弱，该强硬的时候不够强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说他当政之ใ初曾有不少人建议他厉害一点，甚至具体地提醒他不妨偶尔拍拍桌子，哈维尔回答说：“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