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山蹲在长江边上。长江走了那么远的路，到เ这里快走完了，即将入海。江面在这里变得非常宽阔，渺渺茫茫看不到对岸。长江一路上曾穿过多少崇山峻岭，在这里划一个小小的句点。狼山对于长江，是欢送，是告别，它要归结一下万里长江的不羁野性，因而把自己的名字也喊得粗鲁非凡。
狼山才100多米高，实在是山中小弟，但人们一旦登上山顶，看到เ南边脚下是浩荡江流，北边眼底是无垠平川，东边远处是迷朦的大海，立即会觉得自己是在俯视着大半个世界ศ。狼山没有云遮雾障的仙气，没有松石笔立的风骨，只有开阔和实在。造物主ว在这里不再布置奇巧的花样，让你明明净净地鸟瞰一下现实世界的寻常模样。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文明的人种之ใ一，让人惊叹地创造了独特而美丽ษ的象形文字，创น造了简帛，然后又顺ิ理成章地创造了纸和印刷术。这一切，本该迅速地催发出一个书籍的海洋，把壮阔的华夏文明播扬翻腾。但是，野蛮的战火几乎不间断地在焚烧着脆薄的纸页，无边的愚昧更是在时时吞食着易碎的智慧。一个为ฦ写书、印书创造好了一切条件的民族竟不能堂而皇之地拥有和保存很多书，书籍在这块土地上始终是一种珍罕而又陌生的怪物，于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天地长期处于散乱状态和自发状态，它常常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究竟是谁，要干什么เ。
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ม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很有一些文人学士终年辛劳地以抄书、藏书为业，但清苦的读书人到底能藏多少书，而这些书又何以保证历几代而不流散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功名资财、良田巍楼ä尚且如此，更逞论区区几箱书？宫廷当然有不少书，但在清代之前，大多构不成整体文化意义上的藏书规格，又每每毁于改朝换代之际，是不能够去指望的。鉴于这种种情况，历史只能把藏书的事业托付给一些非常特殊的人物了。这种人必得长期为官，有足够的资财可以搜集书籍；这种人为官又最好各地迁移，使他们有可能搜集到散落四处的版本；这种人必须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对各种书籍的价值有迅捷的敏感；这种人必须有清晰的管理头脑，从建藏书楼到设计书橱都有精明的考虑，从借阅规则到防火措施都有周密的安排；这种人还必须有超越时间的深入谋划，对如何使自己的后代把藏书保存下去有预ไ先的构想。当这些苛刻的条件全都集于一身时，他才有可能成为古代中国的一名藏书家。
如眼前一亮，我猛然看到เ了著名旅美画ฑ家陈逸飞先生所画ฑ的那幅名扬海外的《故乡的回忆》。斑剥的青灰色像清晨的残梦，交错的双桥坚致而又苍老，没有比这个ฐ图像更能概括江南小镇的了，而又没有比这样的江南小镇更能象征故乡的了。我打听到，陈逸飞取像的原型是江苏昆山县的周庄。陈返飞与我同龄而不同籍，但与我同籍的台湾作家三毛到เ周庄后据说也热泪滚滚，说小时候到เ过很多这样的地方。看来，我也必须ี去一下这个地方。
像多数江南小镇一样，周庄得坐船去才有味道。我约了两个ฐ朋友从青浦淀山湖的东南岸雇船出发，向西横插过去，走完了湖，就进入了纵横交错的河网地区。在别ี的地方，河流虽然也可以成为运输的通道，但对普通老百姓的日常行旅来说大多是障碍，在这里则完全不同，河流成了人们随脚徜徉的大街小巷๕。一条船一家人家，悠悠走着，不紧ู不慢，丈夫在摇船；妻子在做饭，女儿在看书，大家对周围的一切都熟ງ悉，已不愿东张西望，只听任清亮亮的河水把他们浮ด载到เ要去的地方。我们身边擦过一条船，船头坐了两位服饰齐整的老太，看来是走亲戚去的，我们的船驶得太快，把水沫溅到老太的新衣服上了，老太撩了撩衣服下摆，嗔色地指了指我们，我们连忙拱手道歉，老太立即和善地笑了。这情景就像街市间不小心碰到了别人随口说声“对不起”那样自然。
把八大山人说成是八位隐士我倒是有所预料é的，这道题目的“圈套”也在这里；把中国所有的隐士一并概括为ฦ“通诗文，有傲骨”，十分有趣；至于在考卷上写“待考”，我不禁哑然失笑了。朱耷常把“八大山人”这个署名连写成“哭之ใ”、“笑之”字样，我想他见到เ我这位考生也只能哭之ใ笑之ใ的了。
与这位考生一样的对朱耷的隔膜感，我从许多参观者的眼神里也看了出来。他们面对朱聋的作品实在不知道好在哪里，这样潦倒的随意涂抹，与他们平常对美术作品的欣赏习惯差距太大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光辉，17๕世纪晚期东方แ绘画ฑ的光辉，难道就闪耀在这些令人丧气的破残笔墨中ณ么？
朝晴凉适，可着小棉。瓶中ณ米尚支数日，而菜已竭，所谓馑也。西辅戏采南瓜叶及野苋，煮ุ食甚甘，予乃饭两碗，且笑谓与南瓜相识半生矣，不知其叶中乃有至味。
冷，而竟日。晨餐时菜羹亦竭，唯食炒乌ไ豆下饭，宗慧仍以汤匙进。问安用此，曰，勺豆入口逸于著。予不禁喷饭而笑，谓此匙自赋形受役以来但知其才以不漏汁水为长耳，孰谓其遭际之ใ穷至于如此。
在李白的时代，中ณ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了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ฦ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余光中《寻李白》诗云：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洞中有一石幔，上嵌珊瑚、贝壳、海螺化石无数，据测定，几亿年前，这儿曾是海底。对这堵石幔来说，人类的来到เ、离去、重返，确实只是一瞬而已。
温软的手指触摸着坚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理所当然，几万年前的祖先也触摸过它，发出过疑问。我的疑问，与他们相差无几：我们从何处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向何处？
因此，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当她在陋室里听够了一整夜惊心动魄的风沙呼啸，明晨，即可借明静的水色把耳根洗净。当她看够了泉水的湛绿，抬头，即可望望粲然的沙壁。
——山，名为鸣沙山；泉，名为ฦ月牙泉。皆在敦煌县境内。
色流猛地一下涡漩卷涌，当然是到了唐代。人世间能有的色彩都喷射出来，但又喷得一点儿也不野，舒舒展展地纳入细密，流利的线条，幻化为ฦ壮丽无比的交响乐章。这里不再仅仅是初春的气温，而已是春风浩荡，万物甦醒，人们的每一缕筋肉都想跳腾。这里连禽鸟都在歌舞，连繁花都裹卷成图案，为这个天地欢呼。这里的雕塑都有脉搏和呼吸，挂着千年不枯的吟笑和娇嗔。这里的每一个场面，都非双眼能够看尽，而每一个角落，都够你留连长久ื。这里没有重复，真正的欢乐从不重复。这里不存在刻๑板，刻板容不下真正的人性。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人的生命在蒸腾。一到别的洞窟还能ม思忖片刻，而这里，一进入就让你燥热，让你失态，让你只想双足腾空。不管它画的是什么内容，一看就让你在心底惊呼，这才是人，这才是生命。人世间最有吸引力的，莫过于一群活得很自在的人发出的生命信号。这种信号是磁，是蜜，是涡卷方圆的魔井。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这种涡卷，没有一个人能够面对着它们而保持平静。唐代就该这样，这样才算唐代。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ฐ时刻，驾驭如此瑰丽的色流，而竟能ม指挥若定。
色流更趋精细，这应是五代。唐代的雄风余威未息，只是由炽热走向温煦，由á狂放渐趋沉着。头顶的蓝天好像小了一点，野外的清风也不再鼓荡胸襟；
泰戈尔：《采果集》
既然是漂泊旅๓程，那么เ，每一次留驻都不会否定新的出发。基于此，我的笔下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文化走向的评述。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ร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道地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由á此推想，三四百年前，在北京，一个ฐ中国文人背负着古老文化破天荒地与一个ฐ欧洲人开始商谈《几何原本》时，操的也是上海ร口音。
只要稍稍具有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北京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京城：背靠长城，面南而坐，端肃安稳；上海ร正相反，它侧脸向东，面对着一个浩瀚的太平洋，而背后，则ท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ฐ自足的中ณ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
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末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ฐ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有了它，反会漏进来户外的劲风，传进门口的喧嚣，扰乱了房主ว的宁静。我们有两湖和四川盆地的天然粮食，上海又递缴不了多少稻米；我们有数不清的淡水河网，上海有再多的海水也不能ม食用；我们有三山五岳安驻自己的宗教和美景，上海ร连个像样的峰峦都找不到；我们有纵横九州的宽阔官道，绕到上海还要兜点远路；我们有许多名垂千古的文物之邦，上海连个县的资格都年龄太轻……这个ฐ依附着黄河成长起来的民族，要一个ฐ躲在海边的上海作甚？
上海从根子上就与凛然的中华文明不太协调，不太和顺ิ。
直到19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黎逊向政府投送了一份报告书，申述上海对新世界版图的重要性，上海便成为南京条约中开放通商的五口之一。1842๐年，英国军舰打开了上海。从此，事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西方แ文明挟带着恶浊一起席卷进来，破败的中国也越来越把更多的赌注投入其间，结果，这儿以极快的速度出现了能被地球每个角落都听得见的闹腾。
徐光启的后代既有心理准备，又仍然未免吃惊地一下子陷入了这种闹腾之中。一方面，殖民者、冒险家、暴发户、流氓、地痞、妓女、帮会一起涌现；另一方面，大学、医院、邮ุ局、银行、电车、学者、诗人、科学家也汇集其间。黄浦江汽笛声声，霓虹灯夜夜闪烁，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你来我往，此胜彼败，以最迅捷的频率日夜更替。这里是一个新兴的怪异社会，但严格说来，这里更是一个进出要道，多种激流在这里撞合、喧哗，卷成巨澜。
面对这样一个地方，哪个历史学家都会头脑发胀，索解不出一个究竟。你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华民族耻辱的渊薮，但是，一个已经走到了近代的民族如果始终抵拒现代冲撞，就不耻辱了吗？你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人走向现代的，但是，哪一个民族走向现代时的步履会像在上海那样匆促、慌张、自怯、杂乱无章？你又可以说它是对抗着农业文明而崛起的城市文明，但是，又有哪一种城市文明会像上海始终深受着弘广无比的农村力量的觊觎、分解、包围和笼罩？
总之ใ，它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当你注视它的恶浊，它会腾起耀眼的光亮，当你膜拜它的伟力，它会转过身去让你看一看疮痍斑斑的后墙。
但是，就在这种悖论结构中ณ，一种与当时整个ฐ中国格格不入的生态环境和心理习惯渐渐形成了。本世纪初年，许多新型的革命者、思想家受到封建王朝的追缉，有租界的上海ร成了他们的庇护地。特别重要的是，对于这种追缉和庇护，封建传统和西方文明在上海发生了针锋相对的冲突，上海人日日看报，细细辨析，开始懂得了按照正常的国际眼光来看，中ณ国历代遵行的许多法律原则是多么颠倒是非、不讲道理。就从这一个个轰传于大街小巷间的实际案例，上海人已经隐隐约约地领ๆ悟到民主、人道、自由á、法制、政治犯、量刑é等等概念的正常含义，对于经不起对比的封建传统产生了由衷的蔑视。这种蔑视不是理念思辨的成果，而是从实际体察中作出的常识性选择，因此也就在这座城市中ณ具有极大的世俗性和普及性。
就在这一个ฐ个案例发生的同时，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上海的士绅、官员都纷纷主ว张拆去上海旧城城墙，因为它已๐明显地阻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他们当时就在呈文中反复说明，拆去城墙，是“国民开化之气”的实验。当然有人反对，但几经争论，上海人终于把城墙拆除，成了封建传统的心理框范特别少的一群。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ร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แ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就像巴金《家》里的觉新，肩上担子不轻，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闹腾。阵阵海风在背后吹拂，不管它，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å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为ฦ了更彻底地割断那ว段惑人的繁华，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ฦ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ร人！”
这些年，上海人又开始有点不安稳。广州人、深圳人、温州ะ人起来了，腰囊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ร人瞪眼看着他们，没有紧紧跟随。有点自惭形秽，又没有完全失却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完全另一番情景。也许是一种自慰吧，不妨姑妄听之。
也许上海ร人的自慰不无道理。上海文明，首先是一种精神文化特征。单单是经济流通，远不能囊括上海文明。
上海文明的最大心理品性是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对上海人来说，宽容已๐不是一种政策和许诺，而是一种生命本能。
在中国，与上海式的宽容相抵触的是一种与封建统治长期相偎依的京兆心态。即便封建时代过去了，这种心态的改良性遗传依然散见处处。这种心态延伸到省城、县城，构成一种幅度广大的默契。不管过去是什么性质的洪流起的作用，这种心态在上海被冲刷得比较淡薄。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大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磨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质；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近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相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为ฦ什么要谦让？因为ฦ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ฦ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即使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เ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干部，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ฐ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ร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法语，曰“关依啥事体？”即“管你什么事？”在外地，一个ฐ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เ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别ี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依啥事体”，截断ษ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忿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深得上海心态的学者，大多是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的。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ใ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แ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榷”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对于反对者，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依啥事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念，上海ร的科学文化往往具有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也正是这种观念的低层次呈现，上海又常常构不成群体性合力，许多可喜的创造和观念显得比较单薄。
本于这种个ฐ体自立的观念，上海人有一种冷静中ณ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一位旅台同胞回上海观光后写了一篇文章，说“上海人什么没有见过”。诚然，见多识广导向了冷静和容忍，更重要的是，他们习惯于事物的高频率变更，因此也就领ๆ悟到某种相反相成的哲理，变成了逆反性的冷静。他们求变，又进而把变当作一种自然，善于在急剧ຕ变更中求得一份自我，也不诧异别人在变更中所处的不同态势。
根据这种心理定势，上海人很难在心底长久而又诚恳地服从一个号令，崇拜一个权威。一个外地的权威一到上海，常常会觉得不太自在。相反，上海人可以崇拜一个ฐ在外地并不得志、而自己看着真正觉得舒心的人物。京剧好些名角的开始阶段，都是在上海ร唱红了的。并不是京剧ຕ重镇的上海，以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卫护住了一个奇特的周信芳，这在另一座城市也许有点难于想象。上海人可以不讲任何道理，一夜之间喜欢上了初出茅庐的越剧小生赵志刚ธ、沪剧演员茅善玉，根本不管他还还没有唱上几回戏，或刚刚来自农村。那些想用资历、排行、派头来压一压上海人的老艺术家，刚到上海没几天就受到了报纸的连续批评。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要来上海演《茶馆》等戏，作出这个ฐ决定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文代会。北京戏剧界ศ的朋友们十分担心：如此苍老的一个ฐ剧团，演几台老派戏，在上海这个流通码头能ม否成功？我和几个上海ร同行都很有信心地回答：能！果然如此，上海人对真正的艺术表示了诚恳的热忱，管它是旧是新。但是，在北京轰动万分的“人体画大展”，一搬到上海却遇到เ了出乎意外的平静。
上海文明的又一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也许是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余脉尚存，也许是急速变化的周围现实塑造成了一种本领，上海人历来比较讲究科学实效，看不惯慢吞木讷的傻样子。
搞科学研究，搞经营贸易，上海人胆子不大，但失算不多。全国各单位都会有一些费脑子的麻烦事，一般清上海人来办较为ฦ称职。这在各地都不是秘密。
可惜，事实上现在递交给上海ร人需要消耗高脑力的事情并不多，因此才华外溢，精明的估算用的不是地方，构成了上海人的一大毛病。
上海ร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ร内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伴陪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ฦ参加者一估算，赔上那ว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ร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往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ฐ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几次换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ใ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让人更觉悲哀。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ม是全国之ใ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他们在争执时嘴上叼着的一支外国香烟，已足可把争执的费用双倍抵回。
我发现，上海ร人的这种计较，一大半出自对自身精明的卫护和表现。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เ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竟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声名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本来，这样的头脑，这一份口才，应出现在与外商谈判的唇枪舌剑之间。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一切不能很快跟上这条逻辑曲线的人，上海人总以为是外地人或乡下人，他们可厌的自负便由此而生。上海的售票员、营业员，服务态度在全国不算下等，他们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แ，就在于他们常常要求所有的顾客都有一样的领悟力和推断力。凡是没有的，他们一概称之为ฦ“拎勿清”，对之爱理不理。
平心而论，这不是排外，而是对自身智慧的悲剧性执迷。
上海人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体现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格局。上海文化人大多是比较现实的，不会对已逝的生活现象迷恋到执著的地步，总会酿发出一种突破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文化素养不低，有足够的能力涉足国内外高层文化领域。但是，他们的精明使他们更多地顾及到现实的可行性和接受的可能性，不愿意充当伤痕斑斑á、求告无门的孤独英雄，也不喜欢长期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形态。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化解功能，把学理融化于世俗，让世俗闪耀出智慧。毫无疑问，这种化解，常常会使严谨缤密的理论懈弛，使奋发凌厉的思想圆钝，造成精神行为ฦ的疲庸；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它又会款款地使事情取得实质性进展，获得慷慨突进者所难于取得的效果。这很可称之为文化演进的精明方式。
特别能体现上海ร文明雅俗共赏特征的，是那张《新民晚报》。它始终保持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巧妙平衡，结果，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把读《新民晚报》当作每天不可缺少的生活规程的，而教授学者也绝不会把它鄙弃。它开辟了一个ฐ颇为奇妙的文化中ณ介地带，大雅大俗均可随脚๐出入，而一个上海城就座落其间。由á此我们可以联想到เ上海的戏剧、绘画、影视、小说，都有类似特征。
上海文明的另一种心理品性，是发端于国际交往历史的开放型文化追求。
相比之下，在全国范围内，上海ร人面对国际社ุ会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他们从来在内心没有鄙视过外国人，因此也不会害怕外国人，或表示超乎常态的恭敬。他们在总体上有点崇洋，但在气质上却不大会媚外。我的朋友沙叶新幽默地提出过他的人生态度之一是“崇洋不媚外”，很可借过来概ฐ括上海人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