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立志写作是个减熵过程，还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写作是个笼统的字眼，还要看写什么东西。写畅销小说、爱情小诗等等热门东西，应该列入熵增过程之列。我写的东西一点不热门，不但挣不了钱，有时还要倒贴一些。严å肃作家的“严肃”二字，就该做如此理解。据我所知，这世界上有名的严肃作家，大多是凑合也算不上。这样说明了以后，大家都能明白我确实在一个减熵过程中ณ。
当然，理科也要考一门需要背的课程，这门课几乎ๆ要了我的命。我记得当年准备了一道题，叫做十次路线斗争，它完全是我的噩梦。每次斗争都有正确的一方แ和错误的一方，正确的一方แ不难回答，错误的一方的代表人物是谁就需要记了。你去问一个基督徒：谁是你的救主？他马上就能答上来：他是我主耶稣啊！我的情况也是这样，这说明我是个好人。若问：请答出著名的十大魔鬼是谁？基督徒未必都能ม答上来——好人记魔鬼的名字干什么。我也记不住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名字，这是因为我不想犯路线错误。但我既然想上大学，就得把这些名字记住。“十次路线斗争”比这里解释的还要难些，因为每次斗争都分别是反左或反右，需要一一记清，弄得我头大如斗。坦白说，临考前一天，我整天举着双手，对着十个ฐ手指一一默诵着，总算是记住了所有的左和右。但我光顾了记题上的左右，把真正的左右都忘了，以后总也想不起来。后来在美国开车，我老婆在旁边说：往右拐，或者往左拐我马上就想到了陈独秀或者王明，弯却拐不过来，把车开到了马路牙子上，把保险杠撞坏。后来改为揪耳朵，情况才有好转，保险杠也不坏了——可恨的是，这道题还没考。一门课就把我考成了这样，假如门门都是这样，肯定能把我考得连自己是谁都忘掉。现在回想起来，幸亏我没去考文科——幸亏我还有这么点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话，要么考不上，要么เ被考傻掉。
解几何题和编程序都是对自己智力的考验。通过了考验解对了一道题或者编对一段程序，有种大便通畅ม似的畅ม快之感。我很希望中国的皇帝解过习题，而且还解对了几道。假如是这样，皇帝ຓ和我们就有了共同的体验，可以沟通了。编程也好，解几何题也罢，一开始时，你总是很笨的。不用蒙师来打手板，也不用学官来打屁股，你自己心里知道：程序死在机器里，题也做不出来，不笨还能说是很聪明的吗？后来程序能走通，题目也能做出来，不光有大便通畅之感，还感觉自己正在变得聪明——人活在世界上，需要这样的经历：做成了一件事，又做成一件事，逐渐地对自己้要做的事有了把握。从书上看到，有很多大学问家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
时隔近三十年，忽然间我想起了住院看别人手术的事，主要是有感于当时的人浑浑噩噩，简直是在疯。谁知道呢，也许再过三十年，再看今天的人和事，也会现有些人也是在疯。如此看来，我们的理性每隔三十年就有一次质的飞跃——但我怀疑这么理解是不对的。理性可以这样飞越，等于说当初的人根本没有理性。就说三十年前的事吧，那ว位主刀的大叔用漆黑的大手捏着活人的肠子上下倒腾时，虽然他说自己้在学习战争，但我就不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闹。由此就得到一个结论：一切人间的荒唐事，整个社会的环境虽是一个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ฦ胡闹很开心。
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แ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因为ฦ这个原故，在我年轻时，总是个问题青年、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别人希望我变得笨一些。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成功。人应该改变自己้，变成某种样子，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有疑ທ问的只是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像这样的问题还能举出一大堆，比方แ说，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更漂亮、更性感一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一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一些，还是更有礼貌一些；等等。假如你经历过中国的七十年代，就会明白，在生活的每一个方แ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ฐ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
有的人的house有池塘，还有的人有自己大片的湖，湖水舀上来不用消เ毒就可以喝。不过这些就越扯越远。美国也有的地方แ地皮紧张，把房子盖在山上，但是不动山上的树，也不动山上的草，把房子栽到เ山上。然后山还是那座山，树还是那些树，属人、鸟、兽共有，不像咱们这里把什么เ都扒得乱糟糟，像个乱葬场。这样的事和贫富没什么大关系，主要是看你喜欢住在什么เ地方แ。顺便说一句，在美国大多数地方，小松鼠爬到窗台上是常有的事。
我这么เ个大男子汉，居然谈起衣着来了，当然是有原因的。
我们给赤佬老板干了一个多月，也赚了他几百块钱的工钱，那个餐馆还是不像餐馆，也不像是冷库，而是像个破烂摊。转眼间夏去秋来，我们也该回去上学了。那老板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天天催我们加班。催也没有用，手里拿着手锤铁棍，拼了命也是干不出活来的。那条街上的美国工匠也嗅出味来了，全聚在我们门前，一面看我们俩出洋像，一面等赤佬老板把工程交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连老曹也绷不住，终于和我一起辞活不干了。于是，这工程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掉进了美国师傅的怀里。本来，辞了活以后就该走掉。但老曹还要看看美国人是怎么干活的。他说，这个ฐ工程干得窝囊，但不是他的过错，全怪那赤佬满肚子馊主意。要是由á着他的意思来干，就能让洋鬼子看看中国人是怎么干活的……
注释：
第二十一章个人尊严1
转眼之间，我们从国外回来已经快八年了。对于当初回国的决定，我们从没有后悔过。这丝毫不说明我们比别人爱国。生活在国内的人，对祖国的感情反倒不像海外学人表现得那么เ强烈。假如举ะ行爱国主ว义征文比赛，国内的人倒不一定能够获奖。人生在世，就如一本打开的书，我们更希望这本书的主题始终如一，不希望它在中ณ途改变题目——到外文化中生活，人生的主题就会改变。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生活更加真切，哪怕是变得平淡也罢，这就是我们回国的原因。这是我们的选择，不见得对别人也适用。
我有时对自己挺没信心的，尤其是你来问我。我生怕你现我是个白痴呢。不过你也该知道，我也肯为别人牺牲，也接受一切人们的共同行动，也尽义务，只要是为大家好，却不肯为了仪式去牺牲、共同行动、尽义แ务，顶ะ多敷衍一下。别人也许就为ฦ这个ฐ说我坏吧？我很爱开智力，我怪吗？不怪吧。我还爱一个美的世界，美是为人的幸福才存在的。我也不肯因为什么仪式性的东西去写什么，唱什么，画什么，顶多敷衍它一下。
罗素所说的“真知”是指科学。这种知识，一个心智正常的人，只要肯花工ื夫，就能学会。众所周知，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特别是在价值的领域。因此有人说它浅薄。不过，假如你真的花了些时间去学，就会现，它和儒学有很大的不同。
时值今日，还有人盼着出个ฐ哲人王，给他设计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好到其中去生活；因此就有人乐于做哲人王，只可惜这些现代的哲人王多半不是什么เ好东西，人民圣殿教的故事就是一例。不但对权势的爱好可以使人误入歧途，服从权势的欲望也可以使人误入歧途。至于我自己，总觉得生活的准则、伦理的基础，都该是些可以自明的东西。假如有未明之处，我也盼望学者贤明的意见，只是这些学者应该像科学上的前辈那样以理服人，或者像苏格拉底那ว样，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样讲出些晦涩、偏执的怪理，或者指天划ฐ地、口沫飞溅地做出若干武断的规定，那还不如让我自己多想想的好。不管怎么เ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的那ว两道难题是相对论和湍流。他还以为ฦ后一道题太难，连上帝都不会。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ว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写道：唐朝有位秀才先生，才高八斗ç，学富五车，因慕李太白为人，自起名为李赤。我虽没见过他，但能想象出他的样子：一位翩翩佳公子。有一天，春日融融，李赤先生和几个朋友出城郊游。走到一处野外的饭馆，朋友们决定在此吃午饭。大家入席以后，李赤起身去方แ便。去了就不回来，大家也没理会。忽听外面一声暴喊，大家循声赶去，找到了厕所里。只见李赤先生头在下，脚在上，倒插在粪桶里？这景象够吓人的。幸亏有位上厕所的先生撞见了，惊叫了一声，迟了不堪设想……大伙赶紧把他拔出来，打来清水猛冲了几桶。还好，李赤先生还有气，冷水一激又缓了过来。别人觉得有个恶棍躲在厕所里搞鬼，把李赤拦腰抱起，栽进了粪桶里，急着要把他逮住。但李赤先生说，是自己掉进去的。于是众人大笑，说李先生太不小心了，让他更衣重新入席——但却忽略了一件事：李先生不是跳水队员，向前跳水的动作也不是非常熟练，怎么能一失足就倒插在粪桶里？所以，他是自己跳下去的。段成式没解释李秀才为什么会往粪桶里跳，但我觉得，这件事我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