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有些场合衣着是不能随便的，比方说校庆和感恩节party。这时候穿民族服装ณ最体面，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男ç同学宽袍大袖，看了叫人肃然起敬。印度和孟加拉的女同学穿五彩纱丽，个个花枝招展。中国来的女同学身材好的穿上旗袍，也的确好看。男的就不知穿什么好了。这时我想起过去穿过的蓝布制服来，后悔怎么没带几件到美国来。
俗话说，没有金刚ธ钻，别揽磁器活。要是不懂怎么装ณ修房子就去揽这个活，那是我们的错。我虽是不懂，但有一把力气，干个小工还是够格的。人家老曹原是沪东船厂的，是从铜作工提拔起来的工ื程师，专门装修船舱的，装ณ修个餐馆还不知道怎么干吗……他总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买工具、租工ื具，但那赤佬老板总说，别想揩油。与其被人疑为贪小便宜，还不如闷头干活，赚点工ื钱算了。
常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消息：流氓横行不法，围观者如堵，无人上前制止。我敢断定，围观的都是君子，也很想制止，但怎么制止呢？难道上前和他打架吗？须知君子动口不动手啊。我知道英国有句俗话：绅士动拳头，小人动刀子。假如在场的是英国绅士，就可以上前用拳头打流氓了。
下面我要谈的是我所见过的最动人的街头演奏，这个例子说明在街头和公共场所演奏，不一定会有损个人尊严，也不一定会使艺术蒙羞——只可惜这几个演奏者不是真为钱而演奏。一个ฐ夏末的星期天，我在维也纳，阳光灿烂，城里空空荡荡，正好欣赏这座伟大的城市。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都，帝国已不复存在，但都还是都。到过那ว座城市的人会同意，“伟大”二字决非过誉。在那个与莫扎特等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歌剧院附近，我遇上三个人在街头演奏。不管谁在这里演奏，都显得有点不知寒碜。只有这三个人例外。拉小提琴的是个ฐ金小伙子，穿件毛衣、一条宽松的裤子，简朴但异常整洁。他似是这三个ฐ人的头头，虽然专注于演奏，但也常看看同伴，给他们无声的鼓励。有一位金姑娘在吹奏长笛，她穿一套花呢套裙，眼睛里有点笑意。还有一个东亚女孩坐着拉大提琴，乌黑的齐耳短下一张白净的娃ใ娃ใ脸，穿着短短的裙子，白袜子和学生穿的黑皮鞋；她有点慌张，不敢看人，只敢看乐谱。三个人都不到二十岁，全都漂亮之ใ极。至于他们的音乐，就如童声一样，是一种天籁。这世界ศ上没有哪个音乐家会说他们演奏得不好。我猜这个故事会是这样的：他们三个是音乐学院的同学，头一天晚上，男孩说：敢不敢到歌剧院门前去演奏？金女孩说：敢！有什么不敢的！至于那东亚女孩，我觉得她是我们的同胞。她有点害羞，答应了又反悔，反悔了又答应，最后终于被他们拉来了。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十几个人在听，但都远远地站着，恐怕会打扰他们。有时会有个老太太走近去放下一些钱，但他们看都不看，沉浸在音乐里。我坚信，这一幕是当日维也纳最美丽的风景。我看了以后有点嫉妒，因为他们太年轻了。青年的动人之ใ处，就在于勇气，和他们的远大前程。
我们读书、写作——19๗95年就这样过去了。这样提到เ过去的一年，带点感慨的语调，感叹生活的平淡。过去我们的生活可不是这样平淡。在我们年轻时，每一年的经历都能写成一本书，后来只能写成小册子，再后来变成了薄薄的几页纸。现在就是这样一句话：读书、写作。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远离了动荡的年代，另一方面，我们也喜欢平淡的生活。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生活就够了。
总之，我认为ฦ人不应当忽视自己้，生活就是自己啊。总要无愧于自己才好。比方说我要无愧于自己就要好好地爱你才对。也不能让人家来造自己，谁要来造我我都不干。有人要我们这样要我们那样，我们就不知道什么เ是生活本身了。过去我们在顶礼ึ膜拜中度过光阴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生活吗？现在我们在一片拜物声中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自己้过去和现在都很不好。不过我现在要爱你，我觉得我很对，你也觉得我很对，别人与此有何相干。
第十三章文化之争
在人与兽、人与自然力的竞争中，人这一方的先天条件并不好。如前所述，我们不像驴子那ว样有四条腿、可以吃草，也不像风和水那ว样浑然无觉，不知疲倦。好在人还有一种强大的武器，那就是他的智能ม、他的思索能ม力。假如把它对准自然界，也许人就能过得好一点。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而苦和累这两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引自《罗米欧与朱丽叶》
至于题内之语，还是我们为什么要怕哲人王的打量。照我看来，此君的可怕之处先在于他的宏伟志向：人家考虑的问题是人类的未来，而我们只是人类的几十亿分之ใ一，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水浒传》的牢头禁子常对管下人犯说：你这厮只是俺手上的一个行货……一想到哲人王，我心中难免有种行货感。顺便说一句，有些话只有哲人才能说得出来，比如尼采说：到女人那里去不要忘了带上鞭子。我要替女人说上一句：我们招谁惹谁了。至于这类疯话气派很大，我倒是承认的。总的来说，哲人王藐视人类，比牢头禁子有过之ใ无不及。主ว张信任哲人王的人会说：只有藐视人类的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利益。我又要说：只有这种人才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祸ຖ害。从常理来说，倘若有人把你当做了nothing，你又怎能信任他们？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ฦ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夫子曾说，学而时习之ใ，不亦说乎ๆ？但他老人家是圣人，和我们不一样。再说，也没人敢打他的板子。从书上看，孟子曾从思辨中ณ得到一些快乐。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แ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ฦ最严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临ภ终时，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还有一个物理学家说：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问上帝。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ณ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ฐ太监面对后宫佳丽。如此看来，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骟马的区别ี。那东西怎么就没了，真是个大问题！
注释：
我记得冯友兰先生曾提出要修改自己的《中国哲学史》，以便迎合时尚和领袖，这是变狡猾的例子——罗素先生曾写了一本《西方哲学史》，从未提出为ฦ别人做修改，所以冯先生比罗素狡猾——但是再滑也滑不过佞人。从学问的角度来看，冯先生已做了最大的牺牲，但上面也没看在眼里。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说是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要和林彪比滑头，大伙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质上在那时就已生了。
所谓道德体系，是价值观念里跟人有关的部ຖ分。有人说它森严点好，有人说它松散点好，我都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念不是某个人能造出来的人类学上有些说法，难以一一引述，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就能立起哪个。就说儒家的道德体系吧，虽然是孔孟把它造了出来，要不是大一统的中央帝ຓ国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关上门就可以造。造出来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可以潜心于伦理学、道德哲学，营造一批道德体系，供社会挑选，或是向社会推荐——但是这件事也没见有人干。当年冯定老先生就栽在这上面，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学乖了，只管呼吁不管干，并且善用一种无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种句式来源于《圣经·创世纪》：“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真是气魄宏伟。上帝的句式，长用用还差不多。咱们用也就是跟着起哄罢了。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แ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เ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ำ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ฐ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เ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ม，就能明辨是非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成了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我年轻时所见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浅且不说是荒谬的原则，就以为无所不知，对世界妄加判断ษ，结果整个世界ศ都深受其害。直到我年登不惑，才明白萧翁的见解原有偏颇之处；但这是后话——无论如何，萧翁的这些议论，对那些浅薄之辈、狂妄之辈，总是一种解毒剂。
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言，也不喜欢写稿子。这一点最近已๐经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言，有时也写点稿。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交纳税金的责任感，假设我真是这么想，大家就会见到一个最大的废话篓子。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
小的时候，我们只有听人说话的份儿。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有位朋友写了一本书，写的是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书名为《血统》。可以想见，她出身不好。她要我给她的书写个序。这件事使我想起来自己在那ว些年的所见所闻。“文革”开始时，我十四岁，正上初中一年级。有一天，忽然生了惊人的变化，班上的一部ຖ分同学忽然变成了红五类，另一部ຖ分则成了黑五类。我自己的情况特殊，还说不清是哪一类。当然，这红和黑的说法并不是我们明出来，这个变化也不是由我们起的。在这方面我们毫无责任。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些人，该负一点欺负同学的责任。
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时下正方兴未艾。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把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之前学会说话，在三岁之前背诵唐诗。假如这样来使用它，那ว么เ它还能获得什么幸福，实在堪虞。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当然，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ว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๐。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ม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เ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á是道德；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年轻人。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ใ不能成理。
1้本篇最初表于1994年第1期《山西青年》杂志。表时题目为“走进现代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