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二十年，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了一遍，得到เ的一个结论是这样的：用人来取代驴子往地里送粪，其实很不上算。因为不管人也好，驴也罢，送粪所做的功都是一样多，我们人和驴都需要能ม量补充，人必须要吃粮食，而驴子可以吃草；草和粮食的价值大不相同。事实上，一个人在干推粪这种活和干别ี的活时相比，食量将有一个很可观的增长，这就导致了粮食不够吃，所以不得不吃下一大批白薯干。白薯干比之正经粮食便宜了很多，但在集市上也要卖到两毛钱一斤；而在集市上，最好的草可以苫房顶是三分钱一斤，一般做饲料的草顶多值两ä分钱。我不认为自己在吃下一斤白薯干之后，可以和吃了十斤干草的驴比赛负重，而且白薯干还异常难吃，噎人，难消化，容易导致胃溃疡；而驴在吃草时肯定不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在此必须强调指出，此种白薯干是生着切片晾的，假设是煮熟了晾出的那ว种甜甜的东西，就绝不止两毛钱一斤。有关白薯干的情况，还可以补充几句，它一进到了食道里就会往上蹦，不管你把它做成糕还是面条，只要不用大量的粮食来冲淡，都有同样的效果。因此我曾设想改进一下进食的方แ式，拿着大顶来吃饭，这样它往上一蹦就正好进到เ胃里，省得我痛苦地向下咽，但是我没有试验过，我怕被别人看到后难以解释。白薯干原来是猪的口粮，这种可怜的动物后来就改吃人屙的屎。据我在厕所兼猪圈里的观察。它们一遇到吃薯干屙出的屎，就表现出愤怒之状，这曾使我在出恭时良心大感痛苦——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为止。由此可见，我姥姥在村里时，四十户人家、一百多条驴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当然，我在村里时，一百多户人家没有驴，也符合经济规律。前者符合省钱的规律，后者符合就业的规律。只有“一百户人家加一百条驴”不符合经济规律，因为ฦ没有那么多的事可做。于是，驴子就消失了。有关这件事，可以举出一件恰当的反例：在英国产业革命前夕，有过一次圈地运动，英国农民认为ฦ这是“羊吃人”；而在我的老家则是人吃驴，而且是货真价实的吃。村里人说，有一阵子老是吃驴肉，但我去晚了没赶上，只赶上了吃白薯干。当然，在这场人和驴的生存竞争中，我当时坚定地站在人这一方แ，认为人有吃掉驴子的权利。
本文的主旨不是劝人不要做莱库格斯ั或哲人王。照ั我看，这是个兴趣问题，劝也是没有用的。有些人喜欢这种角色，比如说，我哥哥的那位同学；有人不喜欢这种角色，比如说，我。这是两ä种不同的人。这两ä类人凑在一起时，就会起一种很特别ี的分歧。据说，人脖ๆ子上有一道纹路，旧ງ时刽子手砍人，就从这里下刀，可以干净利索地切下脑袋。出于职业习惯，刽子手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要打量他脖子上的纹，想象这个ฐ活怎么来做；而被打量的人总是觉得不舒服。我认为，对于敬业的刽子手，提倡出门时戴个墨镜是恰当的，但这已是题外之语。想象几个ฐ刽子手在一起互相打量，虽然是很有趣的图景，但不大可能生，因为谢天谢地，干这行的人绝不会有这么多。我想用刽๓子手比喻喜欢、并且想当哲人王的人，用被打量的人比喻不喜欢而且反对哲人王的人。这个ฐ例子虽然有点不合适，但我也想不到更好的例子。另外，我是写小说的，我的风格是黑色幽默，所以我不觉得举这个ฐ例子很不恰当。举这个例子不是想表示我对哲人王深恶痛绝，而是想说明一下“被打量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让我们来看看驴子的古怪之ใ处。当年欧几里得讲几何学，有学生问道，这学问能带来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叫奴隶给他一块钱，还讽刺他道：这位先生要从学问里找好处啊！又过了很多年，法拉第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说：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道：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按中国人的标准，这个ฐ学生和贵妇有理，欧几里得和法拉第没有理：学以致用嘛ใ，没有用处的学问哪能ม叫做学问。西方的智者却站在老师一边，赞美欧几里得和法拉第，鄙薄学生和贵妇。时至今日，我们已๐经看出，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这样既不能现欧氏几何，也不能现电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怎样在科学面前掩饰我们要好处的暧昧心情，成了一个难题。
我还看过朱熹的书，因为ฦ本科是学理工的，对他“格物”的论述看得特别的仔细。朱子用阴阳五行就可以格尽天下万物，虽然阴阳五行包罗万象，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我还是以为ฦ多少有点失之于简单。举例来说，朱子说，往井底下一看，就能ม看到一团森森的白气。他老人家解释道，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此乃太极图之象，井底至阴之ใ地，有一团阳气，也属正常。我相信，你往井里一看，不光能看到一团白气，还能看到一个人头，那ว就是你本人我对这一点很有把握，认为不必做实验了。不知为什么，这一点他没有提到。可能观察得不仔细，也可能ม是视而不见，对学者来说，这是不可原谅的。还有可能是井太深，但我不相信宋朝就没有浅一点的井。用阴阳学说来解释这个现象不大可能，也许一定要用到几何光学。虽然要求朱子一下推出整个光学体系是不应该的，那东西太过复杂，往那个方向跨一步也好。但他根本就不肯跨。假如说，朱子是哲学家、伦理学家，不能用自然科学家的标准来要求，我倒是同意的。可怪的是，咱们国家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出不了自然科学家。
我个ฐ人认为，获得受欢迎的信息有三种方แ法：其一，从真实中索取、筛选；其二，对现有的信息加以改造；其三，凭空捏造。第一种最困难。第三种最为便利，在这方แ面，学者有巨大的不利之处，那就是凭空捏造不如奸佞之徒。假定有君王专心要听好消息，与其养学者，不如养一帮无耻小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士的死敌就是宦官。假如学者下海去改造、捏造信息，对于学术来说，是一种自杀之道。因此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ใ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我上大学时，老师教诲我们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ท，一是治史的原则ท，二是党性的原则ท。这就是说，让历史事实按党性的原则来生。凭良心说，这节课我没听懂。在文史方面，我搞不清的东西还很多。不过我也能体会到学者的苦心。
现代中ณ国的知识分子，相比之ใ下中古的遗风多些，先表现在受约束上。试举ะ一例，有一位柯老说过，知识分子两大特点，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显出了学官的嘴脸。前几天我在电视剧ຕ《针眼儿胡同》里听见一位派出所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此后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还没等到。顺便说说，当年军代表硬要拿我算个知识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种事实说明，中ณ国知识分子的屁股离学官的板子还不太远。而外国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颇็有古希腊ຘ的遗风，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未听说法国人要拿他点天灯。
注释：
我在沉默中ณ过了很多年：插队，当工人，当大学生，后来有在大学里任过教。当教师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术性的课程，在讲台上只讲技术性的话，下了课我就走人。照我看，不管干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当然，我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写小说。但是写好了不拿去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三十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子。假如在今天能证明我当时犯了一个ฐ以偏概ฐ全的错误，我会感到เ无限的幸福。
这个世界上有个ฐ很大的误会，那就是以为ฦ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由á话语教出来的。假设如此，话语就是思维的样板。我说它是个误会，是因为世界ศ还有阴的一面。除此之ใ外，同样的话语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从我懂ฦ事的年龄起，就常听人们说：我们这一代，生于一个神圣的时代，多么幸福，而且肩负着解放天下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等等。同年龄的人听了都很振奋，很爱听，但我总有点疑问，这么多美事怎么都叫我赶上了。除此之外，我以为ฦ这种说法不够含蓄。而含蓄是我们的家教。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ณ的狂喜，冲上阳台，朝全世界ศ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所以听到别人说我们多么幸福，多么神圣，别人在受苦，我们没有受等等，心里老在想着：假如我们真遇上了这么多美事，不把它说出来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不是说，我不想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对于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我是这么想的：与其大呼小叫说要去解放他们，让人家苦等，倒不如一声不吭，忽然有一天把他们解放，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总而言之，我总是从实际的方面去考虑，而且考虑得很周到เ。幼年的经历、家教和天性谨慎，是我变得沉默的起因。
“文化革命”以后，我还读到了阿城先生写知青下棋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也很浪ฐ漫。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五分之ใ四是在插队时下的，同时我也从一个相当不错的棋手变成了一个ฐ无可救药的庸手。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ä个词拉到เ一起，就能ม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我决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我们知道，儒士的基本功是要背书，把圣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牢牢地记住。我相信，假如孔子或者孟子死而复生，看到后世的儒生总在重复他们说过的只言片语，一定会感到诧异。当然，也不能说这些儒生只是些留声机。因为他们在圣人之言前面都加上了前缀“夫子曰”。此种怪诞的情形提示了儒学的精神：让儒士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按我的理解，这种复制是通过背诵来完成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背诵对儒士也是有利可图的。我们知道，有些人用背诵《韦氏大字典》的方式来学习英文。与过去背圣人书可以得到的利ำ益相比，学会英文的利益实在太小。假设你真的成为ฦ圣人的精神复制ๆ品，就掌握了统治的魔力，可以学而优则仕，当个官老爷；而会背诵字典的人只能去当翻译，拿千字2๐0元的稿酬。这两种背诵真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我们来看看科学。如果不提它的复杂性，它是一些你知道了就会同意的东西。它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和“天人合一”也不同。这后两句话我知道了很多年，至今还没有同意。更重要的是，科学并不提倡学者成为ฦ某种精神的复制ๆ品，也不自称有某种魔力。因为ฦ西方知识分子搞出了这种东西，所以不再受人尊重。假如我们相信罗素先生的说法，西方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拆了自己้的台。可恨的是，他们不但拆了自己的台，还要来拆中国知识分子的台。更可恨的是，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也要来拆自己的台——晚生正是其中的一人。
自从近代以来，就有一种关于传统文化的争论。我们知道，文化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它有很多方แ面。而此种争论总是集中ณ在如何对待传统哲学之上，所以叫做“文化之争”多少有点名不副实。在争论之中，总要提到中外有别ี，中国有独特的国情。照我看，争论中有一方总在暗示ิ着传统学术统治的魔力，并且说，在中国这个地方，离开了这种魔力是不行的。假如我理解得不错，说中国离开了传统学术独特的魔力就不行，不是一个ฐ问题，而是两个ฐ问题。其一是说，作为ฦ儒学传统嫡系子孙的那些人离开了这种魔力就不成。其二是说，整个中国的芸芸众生离开了这种魔力就不行。把这两件事伙在一起来说，显然是很不恰当。如果分开来说，第一个问题就很是明白。儒学的嫡系子孙们丧ç失了统治的魔力之后，就沦为雇员，就算当了教授、研究员，地位也不可与祖先相比。对于这种状况，罗素先生有个ฐ说明：“知识分子现他们的威信因自己的活动而丧失，就对当代世界ศ感到不满。”他说的是西方的情形。在中国，这句话应该改为：某些中ณ国知识分子现自己的权威因为西方知识分子的活动而丧ç失，所以仇恨西洋学术和外国人。至于第二个ฐ问题，却是越说越暧昧难明。我总是在怀疑ທ，有些人心里想着第一个问题，嘴上说着第二个ฐ问题。凭良心说，我很希望自己้怀疑错。
我们知道，优秀的统帅总是选择于己้有利的战场来决战。军事家有谋略๓是件好事，学者有谋略好不好就值得怀疑。赞成传统文化的人现在有一种说法，以为任何民族都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否则就没有前途。晚生以为，这种说法有选择战场的嫌疑。在传统这个ฐ战场上，儒士比别人有利。不是儒士的人有理由á拒绝这种挑战。前不久晚生参与了一种论战，在论战中ณ，有些男士以为现在应当回到传统，让男主外女主内；有些女士则表示反对。很显然，在传统这个战场上，男人比女人有利。我虽是男人，却站到了女人一方แ；因为ฦ我讨厌这种阴谋诡计。
现在让我们回到正题。罗素า先生曾说，他赞成人人平等。但很遗憾的是，事实远不是这样。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其中ณ最重要的，是人与人有知识的差异。这就提示说，由知识的差异可以产生权力。让我们假设世界上的人都很无知，唯有某个人全知全能，那么此人就可能掌握权力。中国古代的圣贤和现代的科学家相比，寻求知识的热情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圣贤中，特别要提出朱熹，就我所知，他的求知热情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ฦ，他们就因此丧ç失了权力。相比之下，圣贤就要高明很多。因此，他们很快就达到了全知全觉的水平，换言之ใ，达到เ了“内圣”的境界；只是这些知和觉可靠不可靠却大成问题。我们知道，内圣和外王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我们说，圣贤急于内圣，是为了外王，就犯了无凭据地猜度别人内心世界的错误。好在还有朱熹的话来作为佐证：他也承认，自己格物致知，是为ฦ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在，假如我说儒家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是全然错误的，也没有凭据。我甚至不能说这些东西是令人羞愧的知识。不过，这些知识里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ฦ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至于这种知识的明人，我是指孔子、孟子，不包括朱熹，他们是无辜的。因为他们没有想获得、更没有享受到เ这种权力。倘若今日仍有人试图通过复兴这种知识来获得这种权力，就可以用孟子的话来说他们：“无耻之耻，无耻矣。”当然，有人会说，我要复兴国学，只是为了救民于水火，振兴民族的自尊心。这就等于说，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并且以天下为己任。我只能说，这样赤裸裸地宣扬自己้过于直露，不是我的风格；同时感到เ，僧侣的权力又在叩门。僧侣的权力比赤裸裸的暴虐要好得多，这我是承认的。虚伪从来就比暴力好得多。但我又想，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我们有理由á盼望好一点的东西。当然，对我这种盼望，又可以反驳说，身为一个ฐ中国人，你也配！——此后我除了向隅而泣，就想不到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