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认为，矛盾的解决应该由双方แ协商决定，除了上面的解决方แ案，糖果商还可以对医生进行补偿，如果制造商答应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或过医生减少在此地看病所带来的损失，医生也许会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允许制造商的机器继续运转。
进一步，我们假设，如果法院的判决是制造商胜诉，那么制造商将有权继续使用有噪声和震动的机器而不必支付给医生任何赔偿费。于是，情况倒过来，医生将不得不付钱给制ๆ造商以求他停止使用机器，如果医生在机器继续使用时减少的收入大于他付给制造商的费用，那么เ显然在由á医生付钱以使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方แ面就大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可是既然企业能够组织分工，而市场同样可以，为什么我们还要企业？如果说雇主ว承担风险，那只能说明需要一个风险市场。如果说雇主组织员工劳动，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市场上购买员工的劳动。似乎我们一时还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在古典经济学领ๆ域，所有人都将企业看作是一个ฐ黑匣子，为什么เ要有企业？企业的边界在哪儿？企业是不是能够无穷大？这些问题始终没有真正的思考过。但是为ฦ什么เ经济学诞生了数百年，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个ฐ问题呢，哪怕一点也没有，似乎这更令人着迷。
第六章只有偏执狂才能ม生存
关于创น新的经济学
经济学到底有什么用呢？用经济学怎么致富呢？这个问题就好像：“如果我们学习医学，为什么我们还会死去？”事实上，经济学并不是教你一套可以立竿见影的致富术，那是骗人术。经济学能ม教会你如何思考，并且能ม让你更聪明，因为没有一个学科能像经济学那样充分解释如此广泛的人类行为。经济学就像一张指路图，它设想了现实中的许多细节，却使你更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แ。
虽然这张人类活动的指路图从远古时候就开始了，但经济学真正展成为一门科学，还是这三百年的事情。经济学又被称作“社会物理学”，它是亚当·斯密、魁奈、威廉·配第爵士等一批人在十七世纪创建的，经济学家们根据现实世界的情况抽象出商品、价值、价格、货币这些概念，并经过一系列的理论抽象成为现在我们使用的思维范式，在这个既ຂ定范式的支配下，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用他们的智慧完成了演化、革命、积累、创新，最终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拷问着我们每个人。
这一次，我们又陷入了公平和效率的深渊，更难过的是，这似乎ๆ正在触碰我们那根脆ะ弱的道德底线。
人们真的提出了用钱排队的方案。2๐008年5๓月，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推出了一项ำ名为“业务办理加急”的服务项目，花50元加急费就可在vip快通道享受快捷服务，从而缩短排队等候时间。一时间，质疑声如潮水般涌来，中ณ国银行不得不出面澄清。
然而，人们对公平和效率的评判标准也是不一致的，如果我们把排队的话题扩展到社ุ会其他领域，事实上花钱排队的现象随处可见。但人们似乎ๆ很少质疑：凭什么เ最高水平的医生都去给明星们做美容、抽脂手术，而穷人们只能ม在医院里等待？凭什么交了钱的司机就能ม从快通道通过，而不必在普通道路上饱受煎熬？
事实上，如果我们实施ๅ了严å格的公平，可能带来的问题会更多。健康是每个人的权利ำ，因此人们在医疗问题上总是坚持公平的原则，人们往往倾向于排队的公平医疗。在英国，所有的医院都需要排队，但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ฐ问题，低收入者往往更愿意等候，因为ฦ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因此很多医院都出现了不成比例的医疗服务份额，最终带来整个ฐ医疗体系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
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中，更加严å重的问题是，提大水桶的人不愿意到后面去，但却有提小水桶的人总是违反规则到เ前面去。比如下面的骗子司机。
骗子司机
一个ฐ人在不被别人看到的时候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呢？善良，丑恶，还是两ä者兼有？柏拉图的《理想国》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戒指的故事：一个叫盖吉氏的牧羊人在一个ฐ洞穴里现了一个戴戒指的尸体，当他把这个ฐ戒指戴在自己้手上的时候，现能让自己隐形，没有人能够看到他做的任何事情，于是他开始引诱女王，谋杀国王。当人们不被察觉的时候，他们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骗子司机的行为或许是最好的答案。
在北京开车上下班的读者大多会有这样的回忆，在通过三环主ว路到เ辅路的出口时，一条车道是通往出口的，旁边的车道是三环直行的车道，在上下班的高峰时间，要想顺利通过出口要排十分钟的队。但这时，会有将近20่%的司机刚ธ开始假装要继续在三环主ว路直行，然后在最后关头突然粗鲁地并且是非法的直接插到通向出口的车道，结果呢？老老实实排队的那些司机至少要多等30秒钟，而罪魁祸就是那些骗子司机。每个ฐ人都知道骗子司机的做法能够缩短自己通过出口的时间，但其他司机并不是旁้观者，渐渐地更多的司机加入了骗子的行列，这时候所有司机通过出口的时间将大大延长。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不需要为ฦ你的行为ฦ后果担负长时间的责任，想象一下，如果在上面的路口有警察在维持秩序的时候，会怎么เ样呢？每个ฐ司机心里都清楚，骗子司机被抓住的概率非常小，可对那些老实的司机来说，这是对心灵最好的安慰。在道德标准和经济学的交叉点上，讨论这些问题是不是很有意思？
假想一个ฐ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如果别人抢行，你不抢行，那ว么เ你将永远无法通过路口，但是如果人人都抢行，那么เ将造成交通阻塞，结果还是谁也无法通过路口。
如果大家都追求效率，那么เ社会将没有效率。这里似乎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已๐经变成个ฐ人与集体的矛盾，通常个人从理性出追求效率，而集体必须更加关注公平，个ฐ人与集体的矛盾也使经济学家们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当交通出现拥堵时，你总会觉得自己的车道特别ี慢，可是当你驶进另一个车道时，你会现并没有快多少。事实上所有的人都会和你有同样的想法，这就如同大家在市去排最短的队一样，最后短队变成了长队，一旦平衡，所有的车道同样地慢，在不断改变车道的过程中，时间都浪费在选择上了。选择职业的过程与排队购物有异曲同工之ใ妙，某个职业的报酬高，往往人们会一拥而上，结果很快这个ฐ职业的报酬就会变低。另外在股票市场，如果买入明显有利的话，谁又会卖出呢？
在高路上还有一些有趣的现象，你是否现，基本上每次生交通事故的时候，旁้边车道的车都会下降，虽然那些司机知道，自己้的车不会生意外，但好奇心的驱使都会使他多看一眼，但这一眼却让后面的车要多等1้0่分钟甚至1个小时。假设一下，如果在这一刻，让所有通过的司机同时投票决定，是否减行驶，那么เ投票的结果肯定是加通过，但实际的结果是让每个司机单独投票时，因为他已๐经付出等待的时间和油费，为ฦ什么不慢慢通过呢，也许只能把好奇心的满足当作对等待的补偿。
有时，个ฐ体和集体的冲突令我们难以想象。
在剧院看戏，如果你第一个从座位上站起来，那ว么你将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但如果每个人都站起来，那么เ他们将和坐下时看到的清晰程度一样，但却要花费更大的体力。这里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个矛盾的结论，如果单个ฐ主体采取某种行为会得到เ回报，但是其他主体都采取这种行为时，好事可能会变成坏事。
经济学家们称这样的情况为ฦ“合成谬误”，萨缪尔森在他风靡一时的《经济学》教材中指出：“对于部分来说是对的事情，误认为对于整体来说也是对的，这一错误的概念就是合成谬误”，也就是说，个人的理性决策往往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决策。
这样的合成谬误更是随处可见：在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声音盖过别人的，可最终现自己้的嗓子冒了烟；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每个人都想多存点钱，结果社会总的储蓄就会减少；即使其他国家拒绝降低他们的关税，减少进口物品的关税也可以使美国得益；如果所有的农民都获得了丰ถ收，那么，农民的总收入可能将会下降。
同样，个体微小的努力就会给集体带来效率的改进。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讲述了这样一个生动的故事：“一个炽热的星期天下午，刚从郊外度假返城回来的人们将公路堵得水泄不通，原因是有个ฐ床垫从一辆车上掉了下来，堵了一条小路，从而所有路上的车都慢了下来，此时有个好心人正好路过，他把床垫搬走了，所有人都会受益。”
偷盗、诈骗、抢劫、绑票这样的行为ฦ没有一个是道德的，但对个别人有效率，他们能获得额的利益，但对于社会却是道德的倒退，因此为了全社会的利益，社会上必须有人制ๆ止这样的“效率”，维持社会的公平。
正当人类都陷入合成谬误的苦苦思索ิ时，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站了出来，他一生都在致力于这样一个问题的研究：为ฦ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ฦ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他的研究给人们带来了解决合成谬误的一丝希望。
集体行动的逻辑
曼瑟尔·奥尔森，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奥尔森的学术贡献远远越经济学的范围，对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然而天妒英才，1้998๖年2月19๗日，奥尔森在办公室门外心脏病突去世轻早ຉ逝。《经济学家》杂志这样评价这位经济学家：“奥尔森是不可替代的，但有这样一部杰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这部ຖ杰作就是《权力与繁荣》，在书中，奥尔森将政治学中的权力和经济学中的繁荣结合起来，重建了政治经济学。
奥尔森经过研究得出了一个ฐ极具争议的结论：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ฦ争取集体利ำ益作贡献，集体行动的实现其实非常不容易。
他现，当集体人数较少时，集体行动比较容易产生。然而，随着集体人数的增大，产生集体行动就越来越困难。因为ฦ在人数众多的大集体内，要通过协商解决如何分担集体行动的成本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人数越多，人均收益就相应减少，搭便车的动机便越强烈，搭便车的行为也越难被现。这似乎与人们的经验是一致的。一个ฐ和尚挑水喝，这是个ฐ人努力的结果，两个和尚抬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成功，三个和尚没水喝，这是集体行动的失败，从“二”到“三”，由成功变成失败的关键在于集体人数的增大。
奥尔森还现，集体行动在两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
一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个ฐ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เ的利益比其他成员来得越大，他为集体行动作贡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通常喝水多的和尚会主动多挑水。
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通过附加其他利益的方法刺๐激集体成员为ฦ负担集体行动的成本作贡献，比方说挑水多的和尚可以多喝水。
他进一步研究现，在一个有100่万个成员的集体中ณ，如果你了集体物品，那么只有百万分之一的代价是值得的，很明显这种通过自愿的方式获得对集体有利的行为是不值得的。没有一个社ุ会的所有集团是全面和对称的，失业者、贫困者、消费者，这样的人很难被组织起来，对集体而言，需要消เ耗很多的资源去克服集体行动的困难。
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引起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人们将他的理论应用到社ุ会科学的各个ฐ领ๆ域，更多的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建立更为精细的行为模型。经济学家现，不同文化的社会中ณ都存在一些“利他主义แ者”。但是，这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毕竟是凤毛麟角，经济学家研究现，如果一个群体或社ุ会中有3%ื的“利他主义者”，那么เ整个社ุ会的风气和行为规范就会出现可喜的变化。
奥尔森的努力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他以经济学家的严å谨、政治家的敏感、历史学家的深刻๑，为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典范。诺贝尔经济奖得主ว罗伯特·梭罗听到奥尔森去世这个ฐ不幸消息时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奥尔森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如果个人行为会带来集体行为的无效，那么เ集体是否能ม够做出正确的决策呢？
阿罗不可能定理
在帕累托提出效率与公平问题数百年后，一个ฐ叫肯尼斯·阿罗kenharro9的纽约年轻人站了出来，这个ฐ年轻人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由于无法进入中ณ学当老师，不得不继续攻读统计学研究生课程，可阿罗无法忘记父亲如何在大萧条中失去了自己的成功企业和所有存款，这使阿罗见识了所有的不公平，追求社ุ会公正成了阿罗努力的目标。
阿罗提出了一个无比的问题：如果人人可按照偏好顺序把一切状态进行评级，能ม否找到一个ฐ表决规则，选出其中“最好”的结果？
更加难得的是，阿罗不仅提出了问题，还给出了的解答，他更是用当时经济学家们不怎么熟ງ悉的逻辑符号，解决了这个从未有人提出，更没有人能ม够解决的问题。
阿罗最初ม的想法是这样的，人类各种背景下的经济行为，都是在有限的几个ฐ方แ案中做出合理的选择。比方说，家庭要从不同的商品组合中做出选择，企业要从不同的生产方式中做出选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理性，其实就是将不同的选择方案进行比较，排列ต出先后顺序，并从中选取最好的方แ案。
阿罗将这种比较选择的方法推广到政治领域，他的证明告诉人们，这种多数表决制度，事实上并不能ม保证能做出一个最优排序，这也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比如：要求a、B、c三人投票选择x，y，z三种可能的社会状态。假设a宁愿选x而不选y，而且愿选y而不选z；B也宁愿选y而不选z，但却愿选z而不选x；cນ和B一样宁愿选z而不选x，但和a一样宁愿选x而不选y。这样将会出现：x以a和c两票胜y，y以a和B两ä票胜z，但是x胜不了z，因为z以B和c两票胜x。换句话说，在这个有三个表决者和三种可能性的简单例子中，民主ว的多数选择办法导致僵局。
令大多数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对政治哲学和福利经济学造成的影响是如此惊人，以致后来足有几百篇论文驳斥ม这个定理，最终，阿罗的定理经受住一切技术性批评，人们最终接受了这个纽约小伙子的观点。人们也将无数的荣誉授予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经济计量学会会长，管理科学会会长、经济协会会长，最高荣誉是19๗72年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理查德·希克斯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罗经过严格的证明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悖论：如果我们希望整个社会理性，那ว么不可避免出现一个ฐ者；但如果不要任何者，那ว么做出来的社会抉择往往是非理性的。阿罗的努力把人们的视线从市场民主延伸到了政治民主，他提出的疑问直接导致人们对福利经济学的怀疑ທ，人们甚至怀疑“民主ว”本身。
另一位经济学家跟随阿罗的脚๐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的名字叫阿玛蒂亚·森。这位来自印度的经济学家9岁时经历了印度孟加拉邦的大饥荒，这场饥荒中饿死了3๑0่0万印度人，饥饿的农民到森的祖父家要饭的场景深深的印在他的脑海里，这也让森后来将毕生的精力都放在福利经济学领ๆ域。
这位穷人经济学家将阿罗的不可能ม定理进行了延伸，他告诉人们这样一个ฐ结论：如果将阿罗的不可能定理进行弱化，那么社会选择可以理性，但这时会出现帕累็托有效和最小自由之ใ间的冲突。
打个比方，你想把客厅刷成红色，如果全社ุ会投票反对你就不能刷，这就是阿罗不可能定理。森把这个定理弱化了，比如你想把客厅刷成红色，这就是你的最小自由，因而你拥有这个权力。而森告诉我们：这样的条件下，虽然社会能ม够理性，但是这样的理性是无意义的。因为ฦ如果社会上每个ฐ人都有自己的最小自由，那么整个社ุ会就如同被掏了一个ฐ个“小窟窿”，剩余的选择才是社会选择，显然这样的理性无从谈起。
几个漂亮的创新
兼顾效率与公平是任何社会的目标，为了协调这对看似不能调和的矛盾，无数的经济学家们奉献了他们的智慧。
阿罗先证明所有完美市场是有效的，他的天才想法是，通过调整起点，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可以得到所有有效的结果。阿罗的方案被经济学家们称为“领ๆ跑理论”。
让我们回到博尔特的百米赛跑中ณ，显然因为ฦ博尔特最后没有全力冲刺的原因是因为领先第二名很多，因此如果想让所有的选手同时撞线，你就必须改变规则，让度快的选手慢下来，然后大家一起冲刺，当然这是才能的浪费。还有一种方案，将某些起跑器向前搬，再把有的起跑器向后搬，以使所有的选手都尽快跑，比方说，将博尔特的起跑器向后搬5๓米，这样他就必须全力冲刺๐才能争取这枚金牌，因此在遵守通用规则的条件下，度最快的选手必须跑更多的路，才能ม和最慢的选手同时到เ达终点。
阿罗证明，在努力平衡竞争性市场中，这种方法能够奏效，它本身并不干预ไ市场，而是通过一次性付款或一次性征税来调整起跑点。事实上，这种方法很像遗产税，改变财富分配的起点，并以此给大家重新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又保留了社会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