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的决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之一，就是王安石志虽大而才不疏。在这次金殿对策时，神宗曾问王安石，说大家都说你只懂理论（但知经术），不懂实践（不晓世务），是不是这样？王安石回答说，理论原本就是指导实践的（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只因为ฦ后世所谓理论家都是庸人，这才弄得大家都以为理论不能用于实践了。这很在理，也是实情，但神宗仍不放心，又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至此，君臣二人的思想完全取得了一致。宋神宗圣意已定：改革变法，非君莫属。王安石也当仁不让：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王安石没有说假话。只要不带任何先入为主ว的偏见，就不难看出他的新法不但有道理，而且也是可行的。王安石的新法可分为ฦ四类。一是救济农村的，如青苗法、水利法；二是治理财政的，如方田法、均税法；三是二者兼顾的，如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四是整饬军备的，如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这些新法，如果不走样地得到เ实行，神宗皇帝ຓ朝思暮想的富国强兵、重振朝纲，就不再是梦想。
晁错主张削藩虽然很早ຉ，考虑却不周全。我们只看到他极力鼓吹削藩，却没看到เ他做过什么“可行性研究”提出什么“可操作方案”对于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风险，他只有“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一句空话。诸侯反了怎么办，他是没有对策的。显然，他只想到เ了“应该去做”没考虑“能ม不能做”以及“如何去做”他对削藩的困难明显估计不足，对双方的情况明显掌握不够，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焉能ม不败？还有一点也很不好：他太想尽早完成这一伟业了。结果势必急功近利，不讲策略๓，草率从事。这就既没能做到事先“知其当然”又不能做到事后“徐为ฦ之图”
更糟糕的是，他也没能做到“事至不惧”七国反汉后，缺乏足够思想准备的汉景帝方寸大乱，心急如焚。这时，他最需要的，是晁错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帮他解围。可惜，晁错是书呆子，不是政治家。他不但没有什么锦囊妙计，反倒手忙脚๐乱不知所措，情急之下竟然想出了两个馊主意。正是这两个ฐ馊主意，直接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晁错认为，秦代的戍边失败，在于决策有误；匈奴的难以对付，在于流动不居。秦有什么错误呢？第一个错误，是动机不纯。秦始皇的目的，不是为了保卫边疆救助人民（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而是为ฦ了满足贪欲扩大地盘（贪戾而欲广大也），结果“功未立而天下乱”第二个ฐ错误，是方法不对。秦王朝的办法，是调遣内地军民轮流戍边。内地军民千里迢迢赶到边疆，既ຂ不熟悉情况，又不服水土，结果是作战则ท被人俘虏（战则为人擒），驻守则ท自取灭亡（屯则ท卒积死），到了边疆的死在边疆ຆ（戍者死于边），走在路上的倒在路上（输者偾于道），不过徒然地劳民伤财而已。第三个错误，是政策不好。晁错认为，但凡军民人等甘愿坚守战斗到死也不投降败退的（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都是有原因的（以计为ฦ之也）：要么是因为ฦ“战胜守固”能获得封赏，要么是因为ฦ“攻城屠邑é”能ม掠得财物，这才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生）。可是，秦代的戍卒只有千难万险（有万死之ใ害），没有半点好处（无铢两之ใ报）。一个人战死之后，他的家人连减免一百二十钱赋税的待遇都享受不到（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ใ复），谁还肯前赴后继？所以秦代的军民，无不视疆场如刑场，视戍边为送死（秦民见行，如往弃市），还没走到เ半路就准备叛变了，陈胜就是例子。这是秦的错误。
匈奴的特点，则是流动性强。他们就像野生动物一样，自由á自在地生活在大自然（如飞鸟走兽于广野）。条件好就停下（美草甘水则ท止），条件不好就搬走（草尽水竭则移）；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ว里（往来转徙）；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时至时去）。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此胡人之生业），也是我们难以对付的原因。试想，匈奴人来了，朝廷派不派兵呢？不派“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派，派少了不管用，多派一点，则我们的部队还没到เ，匈奴人就跑得无影无踪。还有，派去的部队，是留下呢还是撤走呢？留แ下，朝廷耗资巨เ大；撤走，匈奴接踵而来。连年如此，中国就又穷又苦又不安宁了。
何况，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言：“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何况刘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迹，比如靠着财大气粗，广散钱财，招兵买马，笼络人心，而且专门招募那些亡命之徒。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么呢？汉景帝也说，吴王大力发展铸铜和煮盐产业（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ฦ盐），用这些收入来吸引人才（诱天下豪杰），一大把年纪了还公然造反（白头举事），如果没有万无一失的准备，会跳出来吗（此计不百全，岂发乎ๆ）？所以，灭吴，也不算冤。
00其实，就算吴王刘濞是冤枉的，这个冤大头也只好由他来当。因为削减藩国领ๆ地，削弱诸侯势力，最终取消封建制的藩国，将“半封建半郡县”的“郡ຉ国制”变成彻底的“郡ຉ县制”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郡县与封国并行的“郡国制”则是新旧ງ两种制度讨价还价和政治妥协的结果，是汉代统治集团在建国之初的权宜之计。而且，这种不伦不类的制ๆ度给西汉统治集团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不是异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乱。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论》里就说了这个问题。柳宗元说，公元前2๐01年，韩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呜呼。这是“病流矢”此后，惠帝ຓ刘盈，文帝ຓ刘ถ恒，景帝刘启“陵迟（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ณ央集权的郡县制却充分地体现出它的优越性。秦末天下大乱，然而“有叛人而无叛吏”（有起来叛逆的民众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官员）。汉初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国而无叛郡”（有起来叛逆的封国却没有起来叛逆的郡县）。中唐天下大乱，然而“有叛将而无叛州”（有起来叛逆的将领却没有起来叛逆的州府）。历史证明，郡县制是有利ำ于帝国之长治久安的。
然而真正静下心来阅读历史文献的人却凤毛麟角“正说”的影响力和读者面，与“戏说”、“大话”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为什么呢？因为后者好看，前者难懂ฦ；后者有趣，前者乏็味。真实的不好看，好看的不真实，想满足趣味就难免“上当受骗”要弄清真相就必须“硬着头皮”这就矛盾，读者也就两ä难，因此要有一个ฐ办法。这个ฐ办法，我以为就是“趣说”所谓“趣说”就是历史其里，其表，既有历史真相，又有文学趣味。这当然很难，但并非做不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便是典范。
趣说并不容易。首先作者得有趣，其次得有文学修养。所谓“有文学修养”并不等于一定要读过多少经典，更不等于有多高的学历、学位、职称和头衔，当然也不等于一定得是系毕业的，而是要有文学感。这是一种体验的能力，品味的能力，把握情调的能力。没有这种能ม力，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
前面说过，司马光他们原本也是改革派，只不过和王安石相比，他们更看重效果而已๐。实际上北宋时期的旧党和晚清时期的徐桐、刚ธ毅之流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真正的腐朽愚昧，前者却是明白人。正因为是明白人，就不能只图一时痛快，不考虑实际效果。可以肯定地说，对于帝国和王朝的弊病，司马光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这是他主张渐进式改革的原因所在。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有不好的变法。前者催生国富民强，后者导致国破家亡。而一种改革究竟是好是坏，也不能只看动机，得看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实在是不佳，甚至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新法的本意，是民富国强，结果却是民怨沸腾，甚至发生了东明县农民一千多人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情。就连一个被王安石奖掖提拔的看守城门的小官郑侠，也在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四月画了一张《流民图》进呈天子御览。郑侠同时还附了一道奏疏ຕ，说微臣在城门上，天天看见为ฦ变法所苦的平民百姓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横死街头，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恳请皇上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ใ命”而且郑侠还赌咒发誓，说如果废除新法之ใ后十日之内不下雨，请将臣斩首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这一事件让神宗大为震惊。据说他观图以后心如刀绞，一夜不眠，两宫太后（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甚至声泪俱下地说“安石乱天下”这不能ม不让皇帝动心。毕竟，天下大旱已整整十个月，难道真是新法弄得天怒人怨？于是下诏暂停青苗、免税、方田à、保甲八项新า法。诏下三日之ใ后，天降大雨，旱情立解。
这当然未免太有戏剧ຕ性，因此只能ม视为家言，姑妄听之ใ。但王安石变法的不得人心却是事实，最后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惨败也是必然。但这种结果，又实在未免太具悲剧性，不但宋神宗和王安石想不通，我们也想不通。
那么，事情为ฦ什么会是这样？难道他的新法真有问题？
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