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与牌坊结仇，诅咒它的倒塌。夜里，风暴雨狂，普天下生灵颤栗，早晨，四野一片哭声。庄稼平了，瓦片掀了，大树折了，赶快去看牌坊，却定定地立着，纹丝不动。被雨透透地浇了一遍，被风狠狠地刮了一遍，亮闪闪地，更精神了。站在废墟上。
村外有一个尼姑庵，最后一个尼姑死于前年。庵空了，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老先生，说要在这里办学堂。后来又来了几个外地女教师，红着脸细声细气到เ各家一说，一些孩子上学了。学了几个字，便到处找字。乡下有字的地方แ太少，想牌坊该有字，一座座看去，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因此傻想，要是那个ฐ走脚๐小贩死了，谁还知道牌坊的主人呢？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ร人就是上海ร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可见对许多游客来说，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旧梦重温的味道。这简直成了中ณ国文化中的一个常用意象，摩挲中国文化一久ื，心头都会有这个ฐ湖。
奇怪的是，这个湖游得再多，也不能ม在心中真切起来。过于玄艳的造化，会产生了一种疏离，无法与它进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饮食不宜于排场，可让儿童偎依的奶妈不宜于盛妆，西湖排场太大，妆饰太精，难以叫人长久安驻。大凡风景绝佳处都不宜安家，人与美的关系，竟是如此之蹊跷。
相看发秃无归计，
一梦东南即自羞！
当时正是春秋晚期，苏州一带的吴国和浙江的越国打得难分难解。其实吴、越本是一家，两国的首领ๆ都是外来的冒险家。先是越王勾践把吴王阖闾打死，然后又是继任的吴王夫差击败勾践。勾践利ำ用计谋卑怯称臣，实际上发愤图强，终于在十年后卷土重来，成了春秋时代最后一个霸主。这事在中国差ๆ不多人所共知，原是一场分不清是非的混战，可惜后人只欣赏勾践的计谋和忍耐，嘲笑夫差ๆ的该死。千百年来，勾践的首府会稽，一直被称颂โ为“报仇雪耻之乡”，那末苏州ะ呢，当然是亡国亡君之地。
细想吴越混战，最苦的是苏州百姓。吴越间打的几次大仗，有两次是野外战斗ç，一次在嘉兴南部ຖ，一次在太湖洞庭山，而第三次，则ท是勾践攻陷苏州，所遭惨状一想便知。早在勾践用计期间，苏州ะ人也连续遭殃。勾践用煮过的稻子上贡吴国，吴国用以撒种，颗粒无收，灾荒由苏州人民领ๆ受；勾践怂恿夫差ๆ享乐，亭台楼ä阁建造无数，劳役由苏州人民承担。最后，亡国奴的滋味，又让苏州人民品尝。
从上海走向傩，毕竟有漫长的距离。田野在车窗外层层卷去，很快就卷出了它的本色。水泥围墙、电线杆确实不少，但它们仿佛竖得有点冷清；只要是农民自造的新屋，便立即浑身土艳，与大地抱在一起，亲亲热热。兀地横过一条柏油路，让人眼睛一亮，但四周一看，它又不太合群。包围着它的是延绵不绝的土墙、泥丘、浊沟、小摊、店招。当日的标语已๐经刷去，新贴上去的对联钩连着一个ฐ世纪前的记忆。路边有几个竹棚干着“打气补胎”的行当，不知怎么却写成了“打胎补气”。
汽车一站站停去，乘๖客在不断ษ更替。终于，到九华山进香的妇女成了车中的主体。她们高声谈论，却不敢多看窗外。窗外，步行去九华山的人们慢慢地走着，他们远比坐车者虔诚。
你看，正这么เ想着呢，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
朝游北海暮苍梧，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ใ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ณ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坐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ว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ณ世纪的梦魔中甦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ว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夜间，整个乡村一片漆黑，只有小庙排房的灯和老师宿舍的灯还亮着，遥遥相对。掸房里点的是蜡烛头，老师点的是玻璃罩煤油灯。村里老人说，他们都在“做课”。
孩子们每夜都抓蟋蟀，连乱坟岗子也不怕。这里已是村边，村外是无边无际的荒原。于是，两道灯光，宛如黑海渔火。
吾乡东去6里许，有一座辉煌大庙，名曰金仙寺。寺门面对宽阔的白洋湖。寺庙前半部在平地上，后半部则沿山而上，路人只见其黄墙耸天，延绵无际，不知其大几何。进得寺门，立即自觉矮小，连跨过一条门坎也得使劲搬腿。谁也走不完它的殿阁和曲廊，数不尽它的佛像与石阶。曾扒窗偷看过它的一个厨房，其锅之大，几若圆池。老人说，兴盛之时，此寺和尚上千，一睹此锅，大体可信。记得此寺一个院落，有洒金木雕的全本西游记连环故事，刻工之ใ精，无与伦比。乡间儿童，隔些时日便蹑脚进去，低声指认，悄声争辩，读完了一部浪漫巨เ著。也读完了一门雕刻美学。
金仙寺东侧，便是小镇鸣鹤场。走完狭长的街道，再走完一道长堤，又有一座小庙，上名石激头。该地石揪处处，故而得名。石批头小庙只是通向一座比金仙寺更为宏大的庙宇的。由á它向南，翻过五座山头，即见远近闻名的王磊寺。
在乡人心中ณ，金仙寺和王磊寺，无异于神秘天国。那里也该有住持或首领吧，他们会是何等样的超迈人物？如此浩大的排场，开支来自何处？这些问题，连小庙里的两ä位胖瘦和尚也完全不知。一天又一天，只听山那边传来的晨钟暮鼓，堂皇而又沉着。
大概是从30年代起始罢，两ä寺渐渐有了新า的动向。山薯出土季节，常见田à埂阡陌间，有两寺和尚挑担来往。他们把山薯送给有过施舍的人家，说是答谢，实则提醒，请施ๅ主赶紧再结善缘。看着汗渍涔涔๒的和尚，看着沾满黄泥的山薯，乡人们终于知道，两寺的财脉已经枯竭。黄泥山薯确是佳品，浓甜嫩脆，比平地红薯好得远了。
年长之ใ后翻阅史料，看到一段记载惊了一跳。我离开座位，仁立南窗遥望家乡。岂能想到，和尚们挑着山薯走出庙门，五磊寺里住着的，竟然正是——写歌词的李叔同！
李叔同，留学日本首演《茶花女》，揭开中国话剧ຕ史。又以音乐่绘画，刷新故国视听。英姿ู翩翩，文采风流，从者如云，才名四播。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๐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突然晴天霹雷，一代俊彦转眼变为苦行佛陀。娇妻幼子，弃之不见，琴弦俱断ษ，彩色尽倾，只换得芒鞋破钵、黄卷青灯。李叔同失落了，飘然走出一位弘一法师，千古佛门又一传人。
我们唱着他的歌，与和尚比赛，而他自己้却成了和尚。
他在挣脱，他在躲避。他已耗散多时，突然间不耐烦嚣。他不再苦恼于艺术与功利的重重抵悟，纵身一跃，去冥求性灵的完好。
松涛阵阵，山雨淋淋，这里已没有一个现代的颤音。法师自杭州ะ出家，历十余年，由净土而皈南山律宗，在五磊寺受菩萨戒，发愿弘扬律宗，创建道场。
五磊寺住持栖莲，金仙寺住持亦幻积极响应。一所“南山律学院”正酝酿建起。法师只提倡议，不管实务。两寺住持，只得到เ上海募钱。上海名士得知法师倡议，慨然解囊，两寺住持随即办置化缘簿，请法师写序。
法师一见簿册，突然大怒，严责两ä寺住持“藉名敛财”。但无财何从建院？法师也是进退维谷。重去招惹早ຉ已诀别了的世界，是他所忌讳。于是律学院停办，法师不久也云游别ี处，留下尴尬的庙宇两ä座。
或许可说，法师出家，是新文化在中国的尴尬；法师发怒，是佛教在新时代的尴尬。我由此想到小庙与学校间相对的灯光。两道灯光间，法师的袈裟如云如雾，飘荡隐约。
金仙寺旁，土木工程正忙。和尚们念经完毕，或挑山薯回来，成群结队傻傻地观看。
那是一位叫吴锦堂的华侨在重建家乡。吴氏不知何许人也，据传，乃近乡一普通农孩，长大流落上海，被雇于一家日本餐厅，如此这般，到了日本，竟日渐发达，成高官巨贾。然后倾其资产，投于桑梓。金仙寺面临的白洋湖，由他筑岸建堤，光洁坚致，气势恢宏。沿湖民房，悉数重造，皆若层层别墅。由á东到เ西，长几里许，竟成了一个世外桃源。更为甚者，还在北面东山头，耗巨เ资兴建一所学校，曰锦堂师范。古地之大，建房之ใ多，令乡间财绅咋舌。不久ื他便去世，金仙寺西侧，筑豪华墓道，成一名胜，供人凭吊。
墓体为白石，正如湖岸为ฦ白石，长堤为ฦ白石，荡荡展开，白得晃眼。圈圈白光围住了金仙寺，金仙寺依旧黄墙高耸，藤葛缠绕，暮鸦回翔。
和尚们洗涤打水，也享用着平臻臻的洋灰河埠。葛麻芒鞋，踏在上面，总觉得过于挺滑，不大自在。不知弘一法师可曾在这条长堤上漫步，估量他不会喜欢。他逃避着现代，而现代却莽莽撞撞，闯到了庙门跟前。
天长日久，无人修葺，吴锦堂的种种建筑，也渐渐污损，与四周萧索的村落悄悄扯平。唯有你到เ浙江的所所中学，遇到几名老教师，一问之下，常答曰出身锦堂师范。我在京沪两地，遇到一些浙籍知名学者，叙完同乡之谊，总能发现，竟也是锦堂师范的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曾有几名日本兵，为吴锦堂墓站岗。乡民疑惑了，不再对他感恩戴德。他的坟墓，一度成了晒谷场。
数月前在报上读得一条新闻：全国青少年珠算比赛，前面一批名次竟然全部属于浙江一座小镇。记者用惶惑不解的笔调写道，神童荟萃一处，实是奇迹。这座小镇，便是金仙寺旁侧的鸣鹤场，吴锦堂修建世外桃源的所在。
我是理解的，自豪地一笑。耳边响起哗哗的珠算声，如白洋湖的夜潮。
听说两大寺庙又在重新修复，款项甚巨。工棚里，应有锦堂师范的毕业生，指挥着算盘的交响乐。
注：此文发表后，收到从家乡寄来的《慈溪修志通讯》，其中ณ有一段文字介绍吴锦堂：
吴锦堂1855～1้926，名作莫，东山头乡西房村人。出身农家，少时随父耕作，及壮东渡日本，经商致富，名重中外，素以桑梓为重，先后捐银数十万两，兴修水利ำ，创办学校，泽被乡里。本世纪初，与陈嘉庚、聂云台并称全国“办学三贤”。又积极支持孙中ณ山先生人人事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华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