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登上山脊时，已发现山脚下尚有异相，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鸟瞰一过，此时才敢仔细端详。那分明是一弯清泉，横卧山底。动用哪一个藻饰词汇，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只觉它来得莽撞，来得怪异，安安静静地躲坐在本不该有它的地方，让人的眼睛看了很久ื还不大能够适应。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一位年迈慈父责斥ม自己深深钟爱的女儿一般，道一声：你怎么也跑到这里！
是的，这无论如何不是它来的地方。要来，该来一道黄浊的激流，但它是这样的清澈和宁谧。或者，干脆ะ来一个大一点的湖泊，但它是这样的纤瘦和婉约。按它的品貌，该落脚在富春江畔，雁荡山间，或是从虎跑到เ九溪的树荫下。漫天的飞沙，难道从未把它填塞？夜半的飓风，难道从未把它吸干？这里可曾出没过强盗的足迹，借它的甘泉赖以为生？这里可曾蜂聚过匪帮的马队，在它身边留แ下一片污浊？
我来这里时刚过中秋，但朔风已是铺天盖地。一路上都见鼻子冻得通红的外国人在问路，他们不懂中文，只是一叠连声地喊着：“莫高！莫高！”声调圆润，如呼亲人。国内游客更是拥挤，傍晚闭馆时分，还有一批刚刚赶到เ的游客，在苦苦央求门卫，开方แ便之ใ门。
我在莫高窟一连呆了好几天。第一天入暮，游客都已走完了，我沿着莫高窟的山脚๐来回徘徊。试着想把白天观看的感受在心头整理一下，很难；只得一次次对着这堵山坡傻想，它究竟是个ฐ什么เ样的存在？
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เ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常常象傻瓜一样木然伫立着，一会儿满脑章句，一会儿满脑空白。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ว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ๆ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仁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滩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有了写文章的冲动。我已经料é到，写出来的会是一些无法统一风格、无法划ฐ定体裁的奇怪篇什。没有料到的是，我本为追回自身的青春活力而出游，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
其实这是不奇怪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对历史的多情总会加重人生的负载，由历史沧桑感引发出人生沧桑感。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山水历史间跋涉的时候有了越来越多的人生回忆，这种回忆叉渗入了笔墨之ใ中。我想，连历史本身也不会否认一切真切的人生回忆会给它增添声色和情致，但它终究还是要以自己的漫长来比照出人生的短促，以自己的粗线条来勾勒出人生的局限。培根说历史使人明智，也就是历史能告诉我们种种不可能，给每个ฐ人在时空坐标中点出那让人清醒又令人沮丧的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英气是以尚未悟得历史定位为前提的，一旦悟得，英气也就消了大半。待到随着年岁渐趋稳定的人伦定位、语言定位、职业定位以及其他许多定位把人重重叠叠地包围住，最后只得象《金色池塘》里的那对夫妻，不再企望迁徙，听任蔓草堙路，这便是老。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ม，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
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泪罗道，
莫将波浪枉明时。
《汨罗遇凤》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同是汨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坐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เ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ถ禹锡。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ฐ文人呆在一起。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位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泪。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到เ柳州时，泪迹未干。
嘴角也绽出一丝笑容，那是在嘲滤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é翻为岭外行。”悲剧，上升到滑稽。
这年他43岁，正当盛年。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ะ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ฐ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祭饲，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เ，就为他破旧ງ箱筐里那ว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屈原自没于汨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汨罗江回来了。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ณ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他有一个ฐ小小的贬滴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毕竟劳累，在47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当然也对，但他的政绩有点特别，每件事，都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แ。文采辈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在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小天地，如果多一些，该多好。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想力。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柳州的历代官吏，也会因他而重新า检点自己的行止。这些，都可以从柳侯词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如今柑香亭畔还有一石碑，为光绪十八年间柳州ะ府事蒋兆奎立，这位长沙籍官员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碑文，说他从柳宗元身上看到เ了学识文章。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一。“夫文章政事，不判两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观为为政之具，俾乱虑滞志，无所容入，然后理达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为此，他下决心重修柑香亭，没有钱，就想方แ设法，精打细算，在碑文中报了一笔筹款明细账。亭建成后，他便常来这里思念柳宗元，所谓“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见实间花，宛如当日”。不能不说，这位府事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问。重重石碑发出了重重感叹、重重疑问，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来重李唐，
如何万里竟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
邈古难传去国神……
自昔才名天所扼，
文章公独耀南荒……
旧泽尚能传柳郡，
新亭谁为续柑香？
这些感叹和疑问，始终也没有一个ฐ澄明的归结。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最新的石碑树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题，时间是1974年12๐月。当时，柳宗元变成了“法家”，衣冠基修得很漂亮。
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他说；“这两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大学毕业，也是个ฐ文人。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执地枪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ะ亮的吆喝填满了疏ຕ朗的胸襟。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摺中ณ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แ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ฦ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复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朝廷万万未曾想到เ，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好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