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九岁时小学辍学，在大阪船场做学徒。当时，我一边在店里值班，一边经常阅读《新书太阁记》、《猿飞佐助》等的讲谈本。这些著作中，许多都是我在了解人心、人情世故方面非常好的参考。
而此次在中国出版的《三国》，是以日本江户时代刊行的《通俗三国志》等数种翻译自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品为底本，加上英治的再创作，并对人物进行了重新塑造，是名副其实的“吉川版‘三国演义’”。因此，书中的景物风致等都是根据得自书本的知识想象出来的，包括各种武器、铠甲以及古代城池的构造等，对于英治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异域的。更不消เ说，在这部规模浩大的历史作品中，所有交错着爱与恨、结下生死之缘的出场人物，小到他们的爱憎情仇，大至其宇宙观、生死观，以中国人的角度视之ใ，或许不免带上了日本人的印记罢。坦率地讲，面对《三国》的故乡本土的众多读者，难免不叫模仿者心生敬畏。
成为《三国》舞台的魏、吴、蜀三国，后来都走向灭亡。先是蜀亡，其次，灭了西蜀的魏国也在蜀亡后仅仅三年也灭亡了。这样，三国中ณ吴是存续得最长的一国。为什么不是国力最富的魏，而是吴国寿命最长呢？——我认为这里蕴含着重要的历史问题。
曹操在作为将军的器宇方面，也极擅长收揽人心，他广泛纠集人材，大胆加以擢拔，正像他用尽心机企图招揽敌将关羽、赵云那样，巧ู妙地抬举投降的敌将，罗致了许多名将，为我所用。而且，其才文武兼备，无所不包。这样看来，曹操的确是个与他自己所希冀做天下人的大志相称的稀代英杰。而实际上，考察一下他在乱ກ世中所走过的足迹，便可以看出他另一个真实相貌，那就是他那极端冷酷无情的才人的“面孔”。
《三国志通俗演义แ》在日本翻译出版已三百余年了。
一六八九年至一六九二年，京都天龙寺僧人义辙、月堂兄弟以湖南文山的笔名用文言体日文译成《通俗三国志》，刊â行于世，先是在上层社会，随后在民众间也流传开来。从此，无论两国文化交流是好是坏，日本一直与中国共有这部古典文学作品。对于中国历史，大概ฐ日本人最熟知的就是三国时代吧。法国文学研究家、评论家桑原武夫一九○四～一九八八年说他反复读了二十多遍，这是读别的书从未有过的。流行的译本主要有立间祥介译《三国志演义》据毛宗岗本，平凡社一九七二年，小川ษ环树、金田à纯一郎译《全译三国志》以毛宗岗本为主，参照弘治本，岩波书店，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村上知行译《全译三国志》据毛宗岗本，社ุ会思想社ุ，一九八○～一九八一年等。
不过，一般日本人说到“三国志”，并不是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更不是陈寿的《三国志》，那ว是指吉川英治的小说《三国志》。吉川英治“少年时熟读久保天随的演义三国志”全称是《新译演义แ三国志》，至诚堂书店，一九一二年，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他依据《通俗三国志》等译本，用现代感觉进行再创造，把中ณ国的古典名著改写成日本人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小说，连载于《中外商业新า报》，再由讲谈社ุ出版单行本。从此以后日本人读“三国志”就大抵是这个“国民文学”了。中国文学研究家立间祥介讲过一则笑话：他翻译了《三国志演义แ》，有读者来信斥责他不忠实于原典，因为ฦ跟吉川英治的完全不一样。这位读者很有点猛张飞，但由此可见，吉川英治的“翻译”是和原典《三国志通俗演义》大不相同的。
吉川英治在“序”中ณ说：“我并不做略译或摘抄，而要把它写成适合于长篇执笔的报纸连载小说。刘玄德、曹操、关羽、张飞等主要人物，都加上自己的解释和独创来写。随处可见的原本上所没有的词句、会话等也是我的点描。”于是，我们读到了这样的开篇：
后汉建宁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