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参互这三个本子，来看看作者是怎样阐述他的思想的。郑观应说：
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这里，郑观应很有层次地表述了自己้的思想，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盛世危言》的思想纲领ๆ。
当时，有“商战”和“兵战”两种口号，郑观应明确指出，要抵抗外国侵略๓者，“商战重于兵战”，兵战固然不可忽视，但它是“末”，商战才是真正重要的，是“本”。要进行商战，必须有大量丰ถ富而价廉物美的商品进入市场与外国资本主ว义竞争，而这需要有强大的工业做后盾。因此，郑观应极为ฦ主张中国要发展自己的近代工业，以达到เ“有功以翼商”的目的。
郑观应认识到เ西方近代工业采用先进的机器技术，使劳动生产率比手工ื作坊成十倍、百倍的提高，这是西方资本主义致富的根本道路。因此，他十分重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主张引进先进的机器装ณ备。
工商业发达的又一重要条件是新า式的交通运输和电讯设备，它能降低商品运费，及时了解商业行情。郑观应十分重视近代航运、铁路、电报等事业，在书中ณ，他对发展这些行业的意义和方法，进行了一一说明。
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又必须具备动力、原材料等，对此，郑观应提倡大力发展煤炭、金属的采掘和冶炼等工业。此外，还要自办银行，解决生产和流通中的矛盾，促使商品和资本的快速周转。
应该说，郑观应的“商战”理论，对工业发展的生产和疏ຕ通的全过程都有了较全面的考虑和相应的论述。尽管从现在看来，他的论述不免有粗浅和错陋之处，但在当时，对于一个素า缺工商传统和基础的国家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启动”，是具有推动意义的。
与此相关，郑观应还论述了教育、思想观念、政治体制等问题对发展资本主ว义แ工商业的重要性。由于工厂、矿务、交通运输、银行等在中国都是新的行业，要把它们办好，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足够的新式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借才异域”，不仅工ื薪高，增加了产品成本，而且受人挟制。因此，郑观应把创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看作商战的重要一环。
郑观应指出，传统社会“农为本、商为末”的观念，只是与“小农各安生业，老死不相往来”的古代社会相适应的思想，而今的社会正处在“各国兼并，各图利ำ己，借商以强国，借兵以工ื商”的局势《盛世危言。商务》。
中国要富强，必须彻底改变“轻商”的错误思想观念。而且，为民改变工商业者的地位，清政府应效法西方แ国家，设立商部综理商务，亲近商民，倾听他们的意见，而不再把他们“目为市侩”。
发展工商业，还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作保证。郑观应在《易言》中，已提出实行君民共主的议政制，在《盛世危言》中，发展为ฦ明确地提出中国建立君主ว立宪制度。这反映了他在承认君权前提下的资产阶级民主要求。
综上所述，以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基本决策，以创办学校，培养新式人才，改革政治体制为辅助保证，而达到“攘外”救国的目的，这就是郑观应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
《盛世危言》的刊行问世，正值甲午战争民族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维新思潮日益高涨之ใ时，它所宣传的“富强救国”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加之郑观应本人在官私商界的杰出才干和较高威望，使《盛世危言》在官方乃ี至朝廷受到重视和推广。礼部尚书孙鼐、安徽巡抚邓华熙，都曾向光绪推荐此书，光绪读后为该书加了朱批，命总理衙门印刷2000部分发给属臣阅读。郑观应自己排印了5๓00่本，也很快被求索一空。而全国各省书坊翻刻印售的，竟达十多万册之多。这种情形真可以说形成了一股《盛世危言》热。
我们来看看当时人对《盛世危言》的评论：
“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ใ统筹全局，择精语详，可以坐而言即以起而行也。”“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湖广总督张之洞《盛世危言增补统编。序》，“于中西利弊透辟无遗，皆可施诸实事。”——安徽巡抚邓华熙《上光绪帝ຓ荐书》。
“倘能从此启悟，转移全局，公之功岂不伟哉！”——洋务实业家盛宣怀《致郑观应函》。
“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南针ฤ，迩来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新闻日报》1897年3月2日。
“时之ใ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翰林院编修蔡元培《杂纪》。
郑观应本人对此书也很自负，他认为ฦ如果清政府能“采择施行，认真举ะ办，于大局不无裨益”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则我国二十一行省百姓，无不感激”郑观应《致英博士李提摩太书》，以上六条引文，均转引自夏东元《郑观应传》第四章。
《盛世危言》对戊戌维新有直接的影响，康有为在多次上清帝ຓ书中提出的变法方针ฤ，如经济上运行“富国之法”——钞法、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铸银、邮政：“养民之法”——务农、劝工、惠商、恤贫；政治上提倡开议院，文教上提倡改革科举制度，学习西方科技等等，正是继承并发展了《盛世危言》的思想。
孙中ณ山的早年思想，也与《盛世危言》有密切关系，孙中山是郑观应的同乡后辈，据说他在香港雅丽士医校学习时就曾与郑观应通过信，“研讨改革时政意见”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26年组织史》第14页，光绪20่年1894๒年孙中山向李鸿章上书，提出改良主义纲领：“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ม尽其用，货能畅ม其流。”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页这段话从内容到เ文字，与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里的说法，几乎ๆ没有多大差别。
郑观应及其同时代的工商业者，也许永远不会忘记1903๑年这个不寻常的年月，这一年，清政府成立商部，这真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自秦王统一中ณ国二千多年来，中国第一次专门设立机构，实行保护商人、奖励工商的政策。
重视工商业终于成为国家的基本经济政策。由于商部ຖ的成立，接着颁订了《公司法》19๗03，及《破产法》19๗06年，各大城市相继成立商会，于是，保护工商业在中国逐渐成为合法化和合理化。1้9๗06年10่月8日，清朝商部颁布《勋商章程》，规定按投资现代企业资金数额的多少，分别ี依次封子爵一、二、三等，男爵一、二、三等，以及四、五、六等卿，三、四、五品衔等。中国历史上的爵位向来多封赐予有军功的人，而清代汉人封爵尤为不易。
如今，投资兴办新式企业竟可封爵，这不能不说明当时政府看重商务、奖励投资的诚心。可是，此时清政府民心已失，社会一切均不稳定，几年来，辛亥革命结束了大清帝国的命运，清朝重商的措施ๅ已๐经太晚了，因而不可能ม发生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