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的元旦那天，我与同事昌志一起，寄出了7ooo元，同时也寄出了厚厚的一叠诗稿给北京的民族出版社。走出邮局的那ว一刻，我的心像被掏空了一样，那是我两年苦挣的血汗线啊！回到工厂办公室，厂长开玩笑说：“阿英，这下好了，你的钱也没了，你的诗也没了，可千万你的书不要也没了。”不像现在一下出过书的朋友，可以咨询，我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出一本书，你让我问谁好？
两年后，荣从流水线调出来升了宿舍管理员，工作较轻娴，时间也充裕，荣利用宿舍的两ä块黑板报，为ฦ厂里编写墙报，也成了业余的厂报编辑，还学会了摄影，练就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和粉笔字。而我那时是包装部的车间组长，繁杂的工作，因了荣的执着，也因了自己的顽ื强，再苦再累็，我也得坚持，赶鸭子上架，荣要跟我较劲，媛也要跟我较劲，荣写厂区晨曦的希望，我就写傍晚晚霞的灿烂，她写上班时的繁忙场景，我就写下班后的闲情逸致，专门对着干。迷了读者也迷了自己，我们互相激励，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后来，觉得还不过隐，荣和我又一起试着向省地级杂志报刊投稿，居然都表了，我们很开心，用稿酬去买书买杂志看。后来，我和荣的散文随笔也随之挤进更多的报刊杂志，收获颇็丰。荣，媛，我三人每周都要去一次桥梓的吟香诗社，会一会妮子和其他厂的相识与不相识的文友。增长一些见闻，认识一些有共通语言的文友。希望对自己有所促进。
相处的时间多了，我知道了媛是个聪明、好学、性格孤独内涵很深的女孩。与她的苦难家境有关，家里有七个孩子，生到媛的时候父母再也不想要了，就把她我的名字叫做满媛，媛媛，希望以后不再生了。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妇女大多不会计划生育，也不知怎么节育，没办法，这是中国农村的悲哀。媛的母亲后来又生了她弟弟，媛的父亲重男轻女，从小就觉得女孩不该读太多的书，不想让媛读书，希望她在家里帮做家务活。他父亲认为女孩读再多的书也是帮别人家养女儿，还不如帮家里做点农活实在，是媛的班主任老师不断地做他父亲的工作，同时也是媛的刻苦努力最终感动了父亲。媛考试拿了全县第一，考入了县一中，这是多少人想都想不到的事啊！
我说：“这里是广东省，不是河南，你们初来这里打工，离家千里，不习惯这里的生活我可以理解，也可以让你们派个会做馒头包子的来做早餐，但中餐和晚餐是不行的。我们都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省份，生活习惯都不同，每个人都要吃她自己喜欢的，那怎么行？你们来了这里，就要适应这里的生活习惯，而不是要我们公司所有的员工来迁就你们，适应你们啊！那ว如果以后来了一群少数民族的同事，是不是我们又要做他们的生活。”这件事情总算不费力就平息了，芳也对我多了一份崇敬。她觉得我行，可以镇住人。
刊周三那晚，我特地不加班，带上几篇诗稿和笔友满媛一起，赶到桥梓。图书馆坐满了人，妮子在门口等候多时，她带一副金边眼镜，穿一套格子花短裙，长得小巧玲珑的妮子，热情地和各位文友打着招呼，并介绍给其他人。我自报家门：“汪洋，《珍惜生命》的作者，刚ธ刚学会涂鸦，望妮子小姐多多指教，还有这位是我的同庚老乡加老友满媛，笔杆子是顶ะ呱呱的，很高兴参加你们的联谊。”妮子拉过我和满媛，向正在跳舞的社ุ员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们又多了两位文友，汪洋和满媛，然后向大家一一介绍。那晚，我们玩得很开心，跳得很尽兴，也探险讨了诗社ุ今后的办刊â宗旨和出路，大家各抒己见，其乐่融融。
几乎每一天，我刚到加班时间，华的电话准时打来，我们谈文学谈人生谈打工生活的甜酸苦辣，谈他从一个高中生一边打工一边读夜大，直到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也谈《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伽西莫多，谈托尔斯泰的抒情及安娜卡列ต尼那的命运。谈了很多，大有相见恨晚的味道。他给了我很多创作灵感和素材，还有对写作的希望。跟他闲聊，我能充实自己的知识，丰ถ富人生阅历。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也会成为太阳！
如果个ฐ个都要吃自己的，那ว我们这个饭堂还怎么做呀？你做厨师，你来试试。不要以为，这不习惯那不习惯，你们就得习惯这种生活，只有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你才能ม安心地工作，快乐地生活。
离开后，我进了本镇的金耀五金厂做文员，实际是啤机部门的统计文员，刚开始分在办公室处理啤机部的每日报表、帮主管做事，其次是在办公室接电å话、生活条件还可以，吃得是干部餐，住的是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那ว个厂里人际关系有一点不好，写字楼里个个忙得很，没人管我这个新า来的。我的上司是个香港人，姓林。我也是他招进厂的，他为人不错，一个名叫红英的湖南女孩教我。
因了文学，我认识了川ษ子，也就是艺川。艺川是大朗镇报的编辑、记者。是通过兴竹认识的。兴竹说：“英子，你喜欢写东西，也比我写的好些，去投稿吧，《荔乡》报是本镇政府报刊，偶尔表了一两ä篇我的拙作。
六、辗转返厂，我几乎认不出原来的常平
我们就跟保安说好话，说我们刚从江西来，忘了带厂牌，希望保安能高抬贵手放我们进去，我们真的是厂里的员工。厂门口人流车流如织，都是进去上班的。我一眼看见了车间主任钟俊，便叫钟主任等等，但任凭我怎么叫，因为人多声杂，钟俊就是没听见，他在人流中一晃而过，唯一的希望也没了，看样子我们是进不去厂里了。这时我看到同车间的两个湖南女孩裴秀和奉春，裴秀和奉春跟我们一样，都是把厂牌忘在家里来报到的，我们四个ฐ见没法进车间，等到下班时我们就想进宿舍。结果，宿舍也因为我们没厂牌而不放行，如果宿舍不能进，厂里进不去，咋办？
这里我要重点描写的是刘ถ小青，小青跟我是校友，在家挺能干，是块做小生意的料。她比我早一年初中毕业离开学校，经常看得到她起早贪黑的去赶集，一天也能ม挣些辛苦钱。小青的父母年事已๐高，六十的人了。好在家里有个姐姐嫁在本村，可以照顾ุ父母亲。
不知哪位好心的工友叫来了钟先生，也许钟็俊真的是感动了，抑或是良心现，他终于领我到总经理办公室。借到เ了2o元钱，这2o元一拿到手，四妹立即要我借给她1o元，自己้只剩十元钱了，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为了这1้o块钱，我不得不牺牲一个女孩的自尊和矜持。我记得，那是我离家第一次掉泪，至今回想起来，我觉得辛酸、幼稚、好笑，也夹杂着一份初来的感伤。
“这哪是城里的工厂，简直是山村低矮的草房。”家离城区很近的阿珍说。“是不是走错地方了，这就是我们向往的地方？”阵阵的嘀咕声，且隐隐约约有了低泣的哭声。“唉，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来了。”“还没有做事呢，你怎么知道不好？”我反问哭哭啼啼的小红。这女孩平时在家娇生惯养，出得门来受了点挫折就只有哭鼻子的份。这时走过来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人。
“我们只是去试试看嘛ใ，鸟儿长大了也要往山外的世界飞翔呢。”
刚ธ出来之前，总想象如果我能进城，也许可以成为ฦ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且比一般的城里人要能ม干就不错的了。能够坐进写字楼工作，那ว是最大的幸福。我的父母经常说我生错了地方。他经常跟我的朋友说，如果这个女儿生在城里，那一定会很有出息。连我自己也一度认为自己้命苦，生错了地方。为ฦ什么我没有一个在城里工作的父亲，然后退了休让我去顶ะ他的班呢？来了才知道，一切都得靠自己，而且工厂的工ื作靠不住，老板分分钟็可以炒我们的鱿鱼，就算不炒，没货做了放你三个月的长假，你说你能不到处奔波找工ื作吗？想安稳，没门。这就是我们这群城市边缘人的悲哀！我记录的，是我和我的姐妹们的过去。也是第一代打工人的心路历程。
在黄江镇，一个广西的女孩送给我一个笔架；在常平司马，一个ฐ湖南的女工ื生拉硬扯，要和我合影留念，在常平，一个ฐ叫陈国红的广东女孩，也是个文学爱好者，一次性给我寄来了6o元钱，还附了几个朋友的地址，请我逐个给他们寄书去，并且要亲自签名，写几句祝福的话作为ฦ圣诞节的礼物。此后，我就和陈国红成了好友……
她在娓娓叙述她卖书的故事，完全沉浸在一种幸福的回忆之ใ中，这当中，有苦也有乐，最大的乐事是当每一本书卖出去，见到工ื友们脸上满足的笑容。
她说：“我认为，这不是对她个ฐ人有什么เ崇敬，而是对打工妹写诗出版这件事本身表示ิ了兴高采烈。”
我也明白，汪洋决不是为了赚钱，真的没有想过赚钱。与她写诗，卖书相比，即使赚到几个钱，又算什么เ呢？我想，汪洋的卖书与我的《作者签名售书》一文中所描述的景况是多么的不同啊！卖书生涯并非全部都是诗，如同生活本身并不是处处都是快乐่和美满的。当遇到危险的陷阱时，汪洋又怎样勇敢机智地保护自己呢？一天晚上汪洋到เ一家工厂签名售书，卖完走出厂门已๐经快1o点了。没走几百米碰上一个ฐ驾辆摩托车的青年男子，口口声声愿以四元的价格“顺路”带她回厂。
她说：我走到金美管理区附近，青年男ç子载着她往苏坑管理区方向的小路开，那里是一片浓密低矮的柑桔林，黑灯瞎火，四周阴森恐怖。便警觉起来，我知道那里曾经生过几起凶杀案。感觉不对，立即叫青年男子往回开，他说到那边转个ฐ弯就到เ了。转个弯？她理直气壮地说：“我认识这个ฐ地方，认识这条路，没有人会舍近求远的，快给我停车！”青年男子没有停车，反而把油门加大了。她临危不惧，勇敢地从后面纵身跳下，爬起来摸摸摔得流血的手往回走。
青年男子却调转车头追上来，死乞白赖地伸手向她要车费。她用广东话坚决地说：“要车费？跟我到派出所！我还没找你要医药费呢！上车之ใ前我就记住了你的车牌号码，你是跑不掉的。”响当当的本地方แ言，响当当的理由，对于任何坏人有一股巨大的震撼力，青年男子脸色死灰，吓了一跳，不敢再撒野，只好灰溜溜跑了。
事后她回忆起来，平静地说：“其实我根本没有看清他的车牌号码，我是唬他的，在这种人、这种事面前，我不能不采取保护自己้的紧急措施。”
我不太懂诗，对于她的作品，我无法评价。我只想说，一个普通打工妹，的确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某市某报某编辑撰文大骂汪洋：“为了出名拿一栋房子的钱出一本很粗劣的诗。”我以为，这是恶意中ณ伤，大可不必理会它。最后，我想引用东莞诗人方舟的一句诗来结束本文：因为爱诗，他们一无所以，因为ฦ爱诗；他们拥有一切。
这篇报导当年荣获了广东省好新闻二等奖，占据《东莞日报》整整一个副刊â版面，还配了刘述康老师的评论文章和配了我诗集中的两小诗。
当时，一个只有初ม中文化的打工妹能出版诗集，在整个中国还是例，引起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南方日报》、《江西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等全国一百三十多家新闻媒介的先后报导，我被誉为全国第一个出版诗集的打工妹，一时间打工朋友的信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来，有买书的、祝贺的、交友的，我结交了一批很活跃的打工文学青年，他们给我以无边的激励；几年后，他们也都成了作家并做了编辑、记者。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都跟他们保持着很好的联系。有些信，我至今还保存着，那ว是我一段刻๑骨铭心的辉煌ä的记忆，我怎能忘却？
《羊城晚报》记者主任冯平、还有陪同的两个人，由《常平报》主编殷凤铃带路，到เ我们那个小厂采访，事先给厂长打了个招呼要求配合。每人我赠书一本，临走，她们硬是要我收下了2o元的书款，好令人感动。
很多文学爱好者给我写来书信，与我交友，还有一些是求婚的。报纸杂志一时间热闹起来，写我的人多，找我的人也越多。那些不如意，我早就忘了。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这不是什么好事，你可以听我慢慢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