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有人说，我如此立论，是崇洋媚外，缺少民族感情，这是我不能ม承认的。但我承认自己้很佩服法拉第，因为给我两个线圈一根铁棍子，让我去现电磁感应，我是现不出来的。牛顿ู、莱布尼兹，特别是爱因斯坦，你都不能ม不佩服，因为人家想出的东西完全在你的能力之外。这些人有一种惊世骇俗的思索能ม力，为孔孟所无。按照现代的标准，孔孟所言的“仁义”啦，“中庸”啦，虽然是些好话，但似乎都用不着特殊的思维能力就能想出来，琢磨得过了分，还有点肉麻。这方แ面有一个例子：记不清二程里哪一程，有一次盯着刚出壳的鸭雏使劲看。别ี人问他看什么，他说，看到เ毛茸茸的鸭雏，才体会到เ圣人所说“仁”的真意。这个想法里有让人感动的地方แ，不过仔细一体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内。毛茸茸的鸭子虽然好看，但再怎么看也是只鸭子。再说，圣人提出了“仁”，还得让后人看鸭子才能明白，起码是辞不达意。我虽然这样想，但不缺少民族感情。因为ฦ我虽然不佩服孔孟，但佩服古代中ณ国的劳动人民。劳动人民明了做豆腐，这是我想像不出来的。
假如学者能ม知道自己报告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这问题也就简单了。这方面有一个例子是我亲身所历。我和李银河从19๗89๗年开始一项ำ社会学研究，次现了中ณ国存在着广泛的同性恋人群，并且有同性恋文化。当时以为这个现很有意义，就把它报道出来，结果不但自己倒了霉，还带累得一家社会学专业刊物受到本市有关部门的警告。这还不算，还惊动了该刊一位顾问八十多岁的老先生，连夜表示ิ要不当顾问。此时我们才体会到这个现是不受欢迎的，读者可以体会到我们此时是多么的惭愧和内疚。假设禁止我们出书，封闭有关社会学杂志，就可以使中国不再出现同性恋问题，这些措施就有道理。但同性恋倾向是遗传的，封刊物解决不了问题，所以这些措施一点道理都没有。值得庆幸的是，北京动物园的老虎当时不缺肉吃。由此得出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一个结论是：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ฐ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
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招来了麻烦。我们那ว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到房上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它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ม全怪猪兄，它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它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逮不住它。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它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ç，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它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ฐ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至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至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๐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当知青。除了穿着比较干净、皮肤比较白晳之外，当地人怎么看待我们，是个很费猜的问题。我觉得，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台面上的人，必须ี用台面上的语言和我们交谈——最起码在我们刚去时，他们是这样想的。这当然是一个ฐ误会，但并不讨厌。还有个ฐ讨厌的误会是：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们要高价，以致我们买点东西，总要比当地人多花一两倍的钱。后来我们就用一种独特的方法买东西：不还价，甩下一沓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等你数清了毛票，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起初我们给的是公道价，后来有人就越给越少，甚至在毛票里杂有些分票。假如我说自己洁身自好，没干过这种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但这个人决不是我。那ว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后来我们回家去，为ฦ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啦！“三热爱”啦！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从当时的情形和该老乡的情绪来看，他想说的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那一句话的头一个字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我举这个例子，绝不是讨了便宜又要卖乖，只是想说明一下话语的贫乏。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话语圈子里的朋友会说，我举了一个ฐ很恶劣的例子——我记住这种事，只是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觉得不是的。
看过《铁ກ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奥斯ั卡后来改变了他的决心，也长大了。我现在已决定了要说话，这样我就不是小奥斯ั卡，而是大奥斯卡。我现在当然能ม同意往别人的水壶里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过有些事继续生在我身边，举个住楼ä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设有人常把一辆自行车放在你门口的楼ä道上，挡了你的路，你可以开口去说——打电å话给居委会；或者直接找到车主ว，说道：同志，“五讲四美”，请你注意。此后他会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证。我估计他最起码要说你“事儿”，假如你是女的，他还会说你“事儿妈”，不管你有多大岁数，够不够做他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种行为ฦ的厌恶之情：把他车胎里的气放掉。干这件事时，当然要注意别被车主看见。还有一种更损的方แ式，不值得推荐，那就是在车胎上按上个ฐ图钉。有人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儿，补带时更困难。假如车子可以搬动，把它挪到难找的地方แ去，让车主找不着它，也是一种选择。这方面就说这么多，因为ฦ我不想教坏。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就以上面的例子来说，你要给人讲“五讲四美”，最好是戴上个ฐ红箍。根据我对事实的了解，红箍还不大够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讲四美”虽然是些好话，讲的时候最好有实力或者说是身份作为保证。话说到这个地步，可以说说当年和朋友讨论萧斯塔科维奇，他一说到思想、境界等等，我为什么เ就一声不吭——朋友倒是个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文化革命”后，我读到了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那ว篇文章写得很浪漫。一个ฐ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我个ฐ人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够和同行交流，是一种起码的乐趣。陈景润先生一个人在小房子里证数学题时，很需要有些国外的数学期刊â可看，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仁谈谈。但他没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当然他比没定理可证的人要快活。把一个定理证了十几年，就算证出时有绝大的乐่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难熬。假如插队时，我懂得数论，必然会有陈先生的举动，而且就是最后什么都证不出也不后悔；但那ว个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的悲惨。然而，某个人被剥夺了学习、交流、建树这三种快乐，仍然不能得到เ我最大的同情。这种同情我为那些被剥ຓ夺了“有趣”的人保留着。
中国人还认为，求学是痛苦的，学海无涯苦作舟。学童不仅要背四书五经，还要挨戒尺板子，仅仅是因为ฦ考虑到他们的承受力，才没有动用老虎凳。学习本身很痛苦，必须以更大的痛苦为推动力，和调教牲口没有本质的区别。当然，夫子曾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但他老人家是圣人，和我们不一样。再说，也没人敢打他的板子。从书上看，孟子曾从思辨中得到一些快乐่。但春秋以后到近代，再没有中ณ国人敢说学习是快乐的了。一切智力的活动都是如此，谁要说动脑子有乐่趣，最轻的罪名也是不严肃——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最严å肃的东西是老虎凳，对坐在上面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据我所知，有些外国人不是这样看问题。维特根斯坦在临终时，回顾自己一生的智力活动时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还有一个ฐ物理学家说：我就要死了，带上两ä道难题去问上帝。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他还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如此看来，东西方两种智慧的区别ี，不仅是驴和马的区别ี，而且是叫驴和骟马的区别。那东西怎么เ就没了，真是个ฐ大问题！
作为驴子之ใ友，我对爱马的人也有一种敬意。通过刻苦地修炼来完善自己้，成为一个敬祖宗畏鬼神、俯仰皆能无愧的好人，这种打算当然是好的。惟一使人不满意的是，这个好人很可能是个笨蛋。直愣愣地想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这是任何猿猴都有的想法。只有一种特殊的裸猿也就是人类，才会时时想到เ“我可能还不够聪明”！所以，我不满意爱马的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也许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提出一个ฐ骡子式的折衷方案：你只有变得更聪明，才能ม看到人间的至善。但我不喜欢这样的答案。我更喜欢驴子的想法：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เ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二
物理学家海森堡给上帝带去的那ว两道难题是相对论和湍流。他还以为后一道题太难，连上帝都不会。我也有一个ฐ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ຓ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罗素先生说，虽然有科学上的种种成就，但我们所知甚少，尤其是面对无限广阔的未知，简直可以说是无知的。与罗素的注释相比，我更喜欢苏格拉底的那句原话，这句话说得更加彻底。他还有些妙论我更加喜欢：只有那些知道自己้智慧一文不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对某种偏向是种解毒剂。
如果说我们都一无所知，中国的读书人对此肯定持激烈的反对态度：孔夫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且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后世的人则ท以为：天已经生了仲尼，万古不长如夜了。再后来的人则ท以为，精神原子弹已经炸过，世界ศ上早没有了未解决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人总要以为ฦ自己有了一种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ศ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马克·吐温在世时，有一次遇到了一个人，自称能让每个死人的灵魂附上自己的体。他决定通过这个人来问候一下死了的表兄，就问道：你在哪里？死表哥通过活着的人答道：我在天堂里。当然，马克·吐温很为ฦ表哥高兴。但问下去就不高兴了——你现在喝什么酒？灵魂答道：在天堂里不喝酒。又问抽什么烟？回答是不抽烟。再问干什么？答案是什么都不干，只是谈论我们在人间的朋友，希望他们到这里和我们相会。这个处境和我们有点相像，我们这些人现在就无事可干，只能ม静待外国物质文明破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这话梁任公1920年就说过，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说实在的，等人来这点事还是洋鬼子给我们找的。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从汉代到近代，全中国那ว么เ多聪明人，可不都在闲着：人文学科弄完了，自然科学没得弄。马克·吐温的下一个问题，我国的一些人文学者就不一定爱听了：等你在人间的朋友们都死掉，来到了你那ว里，再谈点什么？是啊是啊，全世界的。人都背弃了物质文明，投奔了我们，此后再干点什么？难道重操旧ງ业，去弄八股文？除此之外，再搞点考据、训诂什么的？过去的读书人有这些就够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未必受得了。把拥有这种级智慧比做上天堂，马克·吐温的最后一个问题深得我心：你是知道我的生活方式的，有什么方แ法能使我不上天堂而下地狱，我倒很想知道！言下之意是：忍受地狱毒火的煎熬，也比闲了没事要好。是啊是啊！我宁可做个ฐ苏格拉底那样的人，自以为一无所知，体会寻求知识的快乐，也不肯做个ฐ“智慧满盈”的儒士，忍受这种无所事事的煎熬！
三
我有位阿姨，生了个傻女儿，比我大几岁，不知从几岁开始学会了缝扣子。她大概还学过些别的，但没有学会。总而言之，这是她惟一的技能。我到她家去坐时，每隔三到五分钟，这傻丫头都要对我狂嚎一声：“我会缝扣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让我向她学缝扣子。但我就是不肯，理由á有二：其一，我自己会缝扣子；其二，我怕她扎着我。她这样爱我，让人感动。但她身上的味也很难闻。
我在美国留学时，认得一位青年，叫做戴维。我看他人还不错，就给他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我听了不由得动了邪ิ火，真想扑上去咬他。之所以没有咬，是因为ฦ想起了傻大姐，自觉得该和她有点区别，所以悻悻然地走开，心里想到：妈的！你知道这些，还不是从我们这里知道的。礼义แ廉耻，洋人所知没有我们精深，但也没有儿奸母、子食父、满地拉屎。东方文化里所有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是因为人家还有些别的事情。
假如我那位傻大姐学会了一点西洋学术，比方แ说，几何学，一定会跳起来大叫道：人所以异于禽兽者，几稀！这东西就是几何学！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确没有哪种禽兽会几何学。那时她肯定要逼我跟她学几何，如果我不肯跟她学，她定要说我是禽兽之类，并且责之以大义。至于我是不是已经会了一些，她就不管了。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她能ม学会这东西，而是说她只要会了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当做级智慧，相比之下那东西是什么倒无所谓。由这件事我想到เ级知识的本质。这种东西罗素和苏格拉底都学不会，我学起来也难。任何知识本身，即便烦难，也可以学会。难就难在让它变成级，从中得到大欢喜、大欢乐，无限的自满、自足、手之ใ舞之足之ใ蹈之的那种品行。这种品行我的那位傻大姐身上最多，我身上较少。至于罗素า、苏格拉底两位先生，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
傻大姐是个知识的放大器，学点东西极苦，学成以后极乐。某些国人对待国学的态度与傻大姐相近。说实在的，他们把它放得够大了。拉封丹寓言里，有一则ท《大山临盆》，内容如下：大山临ภ盆，天为之崩，地为之ใ裂，日月星辰，为之无光。房倒屋坍，烟尘滚滚，天下生灵，死伤无数……最后生下了一只耗子。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大山临ภ盆一样壮烈。当然，我说的不止现在，而且有过去，还有未来。
正如迂夫子不懂西方的智慧，也能ม对它品头论足一样，罗素没有手舞足蹈的品行，但也能ม品出其中的味道——大概把对自己所治之学的狂热感情视做学问本身乃ี是一种常见的毛病，不独中国人犯，外国人也要犯。他说：人可能认为自己有无穷的财源，而且这种想法可以让他得到一些何止是一些！罗素真是不懂——王注满足。有人确实有这种想法，但银行经理和法院一般不会同意他们。银行里有账目，想骗也骗不成；至于在法院里，我认为最好别吹牛，搞不好要进去的。远离这两个危险的场所，躲在人文学科的领域之内，享受自满自足的大快乐，在目前还是可以的；不过要有人养。在自然科学里就不行：这世界上每年都有人明永动机，但谁也不能因此财。顺ิ便说一句，我那位傻大姐，现在已经五十岁了，还靠我那位不幸的阿姨养活着。
注释：
1本篇最初表于1995๓年第11期《读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