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ม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劁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劁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ม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噢噢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对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得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เ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得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ใ，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止是喜欢——我尊敬它，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它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它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它。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四
我就知道这样一个ฐ例子：他是前苏联的大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有好长一段时间他写自己的音乐，一声也不吭。后来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忆录，并在每一页ษ上都签了名，然后他就死掉了。据我所知，回忆录的主ว要内容，就是谈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阅读那ว本书时，我得到了很大的乐趣——当然，当时我在沉默中ณ。把这本书借给一个话语圈子里的朋友去看，他却得不到เ任何的乐趣，还说这本书格调低下，气氛阴暗。那本书里有一段讲到了苏联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见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们之间都不说话。邻里之ใ间起了争纷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别ี人烧水的壶里吐痰。顺便说一句，苏联人盖过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卫生间、盥洗室和厨房，这就给吐痰了方便。我觉得有趣，是因为像萧斯ั塔科维奇那ว样的大音乐่家，戴着夹鼻眼镜，留แ着山羊胡子，吐起痰来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见，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镜，另一手护住胡子，探着头去吐。假如就这样被人逮到揍上一顿，那就更有趣了。其实萧斯塔科维奇长得什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想象他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这一段就不笑，他以为这样吐痰动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这使我不敢与他争辩——再争辩就要涉入某些话语的范畴，而这些话语，就是阴阳两界的分界线。
谈到思想的乐趣，我就想到了我父亲的遭遇。我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å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ณ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ม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ฦ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ฐ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ณ古遗风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遗风多些，先表现在受约束上。试举一例，有一位柯老说过，知识分子两ä大特点，一是懒โ，二是贱……三天不打，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显出了学官的嘴脸。前几天我在电视剧ຕ《针眼儿胡同》里听见一位派出所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此后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还没等到เ。顺便说说，当年军代表硬要拿我算个知识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种事实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屁股离学官的板子还不太远。而外国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颇有古希腊的遗风，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未听说法国人要拿他点天灯。
不管怎么说，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做着一样的事，只是做法不同——否则也不能都被叫做知识分子，这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和关注社会。做学问的方แ面，大家心里有数，我就不加评论了。至于关注社会，简直是一目了然——关心的方แ式大不相同。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ท是以科学为ฦ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弗罗姆、马尔库塞的书，国内都有译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里热衷于伦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还有一些是家庭妇女我听说美国一些抵制色情协会都是家庭妇女在牵头——可能有以偏概全之ใ处。我敢说大学教授站在讲坛上，断断不会这样说：你们这些罪人，快忏悔吧……这与身份不符。因为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这样，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笑眯眯的，说话很和气，遇到难以教化的人，就说：我为你祷ຕ告，求上帝ຓ启示于你——比之我国某位作家动不动就“警告”，真有天壤之ใ别。据我所知，教皇博学多识，我真想把他也算个知识分子，就怕他不乐意当。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连“郭鲁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时就如吃了一闷棍。我想这是个蒙古人，不知为ฦ什么我该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来说，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现在中学生不知道李远哲也是个罪名——据我所知，学化学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学到李先生的理论；他们还有个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窍，连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是谁都不知道。据我所知，这三位先生的学问实在高深，中ณ学生根本不该懂，不知道学问，死记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况记下这些名字之后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国籍，这是给孩子灌输些什么？还有一个ฐ爱说的话题就是别人“格调低下”，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兄弟我格调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说里看到过这种腔调，小说的题目叫《会说话的猪》。总的来说，这类文章的要点是说别人都不够好，最后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否则就要国将不国。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国外的报刊上也有。只是挑出的毛病比较靠谱，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如果把道德伦理的功能概括为ฦ批判ศ和建设两个ฐ方面，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面。我不认为这是批判社会——这是批判人。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猛烈：一类是在校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ษ了腿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咱也惹不起。
现在该说说建设的方面了。这些年来，大家蜂拥而上赞美过的正面形象，也就是电å视剧《渴望》里面的一位妇女。该妇女除了长得漂亮之外，还像是封建时期一个ฐ完美的小媳妇。当然，大伙是从后一个ฐ方面，而不是前一个方面来赞美她；这也是中古的遗风。不过，要旌表一个戏中人，这可太古怪了。我们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则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国服务。想要崇高，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请，以便拒绝掉，这也太难为人了；在知识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แ。所以，除了树立形象，还该树立个ฐ森严的道德体系，把大家都纳入体系。从道德上说事，就人人都能被说着了。
所谓道德体系，是价值观念里跟人有关的部ຖ分。有人说它森严点好，有人说它松散点好，我都没有意见。主ว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念不是某个人能造出来的人类学上有些说法，难以一一引述，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ฐ就能立起哪个。就说儒家的道德体系吧，虽然是孔孟把它造了出来，要不是大一统的中央帝ຓ国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关上门就可以造。造出来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可以潜心于伦理学、道德哲学，营造一批道德体系，供社ุ会挑选，或是向社会推荐——但是这件事也没见有人干。当年冯定老先生就栽在这上面，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学乖๔了，只管呼吁不管干，并且善用一种无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种句式来源于《圣经·创世纪》：“上帝ຓ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真是气魄宏伟。上帝的句式，长用用还差不多。咱们用也就是跟着起哄罢了。
现在可以说说中ณ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它既ຂ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๐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所述，这正是中ณ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世道浇漓，道德武器船不坚，炮不利ำ，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实可以把开船打炮的事交给别人干——但咱们又怕失业。当然，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该有公民热情，针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时，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这个地位咱们又接受不了，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这个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三、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批判找不着目标，颂扬也找不着目标，只一件事找得着目标：呼吁将大任降给我们，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任，没有它我们就丧ç失了存在的意义แ。要论价值体系的形成，从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关系到每一个ฐ人，维护也好，变革也罢，总不能光知识分子说了算哪。要社ุ会把这份责任全交给你，得有个理由。总不能说我除了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来吧？凭我妙笔生花，词儿多？那就是把别人当傻子了。凭我是个ฐ好人？这话人人会说，故而不能认真对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说，历史上就是我们负这责任。这不是个道理，历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妇女还裹脚๐哪，咱们可别ี讲出这种糊涂油蒙了心的话来找挨骂。再说，拉着历史车轮逆转，咱们这些人是拉不动的。说来说去，只能说凭我清楚明白。那么เ我只能凭思维能力来负这份责任，说那些说得清的事；把那ว些说不清的事，交付给公论。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讨论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从科学的立场，从理性的立场，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咱们能不能ม学会？
最后说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然，他有“士”的传统。有人说，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悲观主义者？，有人说，他以天下为己任国际主义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为ฦ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有资格教训别人教化于民。这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看自己的。问题是别人怎样看我们。我所见到的事，实属可怜，“脱裤子割尾巴”地混了这么เ多年，才混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咱们把“士”的传统忘掉为好，因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梦了。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เ事，我知道，别人还不知道；或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代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这样虽然缺少了中ณ国特色，但也未见得不好。
注释：
1本篇最初表于1994年第3期《东方》。表时题目为“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