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治制度之所以不见
历次外族入主中国时，如元代清代，好像相当构成了阶级统治，元末清末，似亦就近乎阶级革命。其实亦未能ม如此。外族要自居统治一面，而把中国变成阶级社会，必于两条路中ณ择其一：一是把中国引入较高之ใ工ื业经济，而自己掌握其资本；二是凭借武力支配一切土地，而把中国逆转到封建之世。假如他们具有近代西洋人之工ื业文明，则不唯清人以其近三百年之统治，即元人以其不足百年之ใ统治，亦可能在前一路上成功，但他们都不是。他们的文明程度正要受中国同化，哪里能ม使中国同化于他们?在后一路上，虽元人受中国同化较少，其武力统治较强，其阶级形势较著，然元人一旦北去，中国还是中国，社会卒未因之变质。清人气魄逊于元人，而比较聪明，自愿接受中国文化。他满以为只须ี自己保持一“统治的武力集团”之地位，一切可以中国之ใ道治中ณ国。不晓得“以中国之道治中国”，其社会构造这是最主要的不变，就和自己的打算恰相矛盾，而不得成功。一面虽有“跑马圈地”之事，而在全国比例上微乎其微，以视明代政治势力之支配土地且有逊。一面虽有满汉成见之存，而终须以考试制ๆ度登用士人，政治机会之开放不改于前代。1清代中央各官署大小员缺皆汉满平分清末始废。外省官吏因无双缺，汉人且常占优势。梁任公《中国文化史》第五章附有顺ิ、康、雍、乾ດ、嘉、道、咸、同、光、宣各省督抚满汉人数比较表，可见。清祚之久，三倍于元，其故在此。然经济、政治俱未形成垄断，则中国依然一职业社ุ会。只是“八族皆兵”靡饷以自养，日久浸归无用。不过数十年，对内对外用兵即转而依靠汉人。及至洪杨事起，此“统治的武力集团”早已成了废物。即常备汉后绿营亦不中用，末后起来稳定其统治者，乃在汉族保卫乡土之乡勇团练湘军淮军。试问此时究竟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不亦甚难言乎!ำ
还有，此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亦正是由政治经济两ä方面互为影响，协调一致，以造成的。例如：土地之不易集中，资本之不易集中，经济上难为一部分人所固定地垄断，其种种因素，除如上面暨第八章所已๐说者外，政治上之“限民名田”、“重农抑商”一类运动，亦为ฦ一有力因素。此类运动自西汉以来，更不绝书；除北魏讫隋唐均田制度一段略๓有成功外，所收实效远不如其声势之大，是我们承认的。但其成功虽有限，其破坏资本主义แ之路却有余。盖自变封建为郡县，统治阶级既以分解散漫，流动不定。此时由政治上之ใ无阶级而鲜垄断，亦自不容许经济上之ใ有垄断ษ而造阶级。主动于其间者，仍为破坏封建之士人。历史所示，甚为明白。士人有知识、有头脑，而顾ุ无权位、无恒产；既反对权位之垄断于前，乃更反对资产之垄断于后。藉不谈士人代表理性，论其势固亦宜然。一旦在政治上有其机会，则极力主ว张实行。资本主义แ之ใ不成，中国遂没有资产阶级之统治如欧美者。则是又由经济转而影响于政治，两方互为因果，大抵如是。阶级缺乏，则统治为ฦ难，中国政治乃不得不伦理化。由政治之伦理化，乃更使社会职业化，职业又有助于伦理。如是伦理与职业，政治与经济，辗转相成，循环扣合，益臻密洽，其理无穷。
“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中国思想正宗，而顾先生所代表者正是这个。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于国家种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ใ见；而独于文化定其取舍。九十年前，曾、胡所以号召国人抗御洪、杨，共讨洪、杨者，就是站在此文化立场说话。1太平天国之役，在洪、杨方แ面所檄文以讨胡为ฦ名，标榜种族主义แ；而曾、胡方面所檄文，则据文化立场指斥对方。其原文，在近代史料可查。结果前者卒被后者消灭。盖洪、杨宗教之幼稚，其所为多不合于固有文化意识，实为不能成事之ใ根本。其消灭，绝非清朝能灭之ใ也。而太平天国之所以命定地失败，亦正为它违反固有风教之故。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2关于著者先父之事，具详《桂林梁先生遗书》，商务印书馆出版。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告儿女书等多缄，均影印在内。其要语云：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ใ，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ฦ立国之必要。——国性盖指固有风教。此种卫道精神，近于宗教家之所为，却非出于迷信而宁由于其宝爱理性之心。像gcd为了争求一种理想文化，不惜打破国界，其精神倒不无共同之处。
孔子态度平实，所以不表乐观不倡言性善，唯处处教人用心回省见前引录《论语》各条，即自己诉诸理性。孟子态度轩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其所谓“心之官则ท思”，所谓“从其大体……人其小体”，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岂非皆明白指出心思作用要于官体作用之上，勿为所掩蔽。其“理义悦心，刍豢悦口”之喻，及“怵惕”“恻隐”等说，更从心思作用之情的一面，直指理性之所在。最后则说“无为其所不为ฦ，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何等斩截了当，使人当下豁然无疑。
上略盖生物进化到人类，实开一异境；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对”之中，唯人类则以“有对”进于“无对”——他一面还是站脚在“有对”，一面实又“有对”而进于“无对”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342页ษ
人类文化之必造端于宗教尚自有故。盖最早之人群，社会关系甚疏，彼此相需相待不可或离之结构未著；然若分离零散则不成社会，亦将无文化，宗教于此，恰好有其统摄凝聚的功用。此其一，又社会生活之进行，不能不赖有一种秩序，但群众间互相了解，彼此同意，从理性而建立秩序，自不能期望于那时的人。而且因冲动太强，民+攵日不畏死，峻法严刑亦每每无用，建立秩序之道几穷。宗教恰好在此处，有其统摄驯服的功用。此其二。此两种功用皆从一个要点来，即趁其在惶怖疑惑及种种不安之幻想中，而建立一共同信仰目标。一共同相信目标既立，涣散的人群自能收拢凝聚，而同时宰制众人调驯蛮性的种种方แ法，亦从而得到了。
引寻这一段话的用意，只在让人想见彼时教会之ใ强大，生息于其中之西方人将受到怎样的教训与磨炼。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见《史记·商君列传》
说我今日见解思想，一切产生于问题剌激，行动反应之间，自是不错。然却须ี知，尽受逼于现实问题之下，劳攘于现实问题之中，是产不出什么深刻见解思想的；还要能出其外，静心以观之，才行。
科学研究与农工商诸般事把农工商业划ฐ出学术圈外。
业相通，相结合。
学术研究促进了农工商业，学术研究留滞于所到地步，
农工商业引了学术研究，一般经济亦留滞于所到地步。
学术与经济二者循环推动，且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
一致向大自然进攻。于是之势，鲜ຒ相助之益，又加重其
西洋人在人生第一问题上不前进。于是中国人在人生第
乃进步如飞，在人类第一一问题上陷盘旋状态，在人类
期文化上乃ี大有成就，到เ第一期文化上成就甚浅，且无
今天已将近完成。完成之ใ望。
所谓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之势鲜相助之ใ益者，例如两汉经学，魏晋清谈，宋明理学，以及后来之考据、词章，哪一样不如此?而此外，像是伦理化的经济，化理化的政治，向里用力的人生，又何莫非使中国人在第一问题上不得前进之ใ有力因素?前在第十一章讲产业革命所以不见于中国那一段，已曾数说过，请参看前文，今不重复。前前后后各种因素加起来，就使得中国人在第一问题上不能前进，决定而又决定。然试检看这许多因素究从何来?则ท又莫不来自一个根本点：理性早启，引入了人生第二问题和第二态度，若将向于人类第二期文化而前进，便消เ极搁置了第一，积极遏阻了第一。
那么，就要问：不能成就第一，是否能成就第二呢?第一路通不过了，第二路可不可以通呢?不能行。第二问题是理性的问题，第二态度是理性的态度，第二期文化是人类理性充分展开之文化。本书从八章便讲过“理性要从阶级来”之ใ理，其后续有阐明。然而中国自封建解体，化阶级为职业那时起，把这作为人类进达理性之阶梯的阶级却拆散了，即再无办法。所有周孔以来早启之理性，其表现与成就只得“纳人群于伦理”，“化阶级为职业”，“融国家于社ุ会”……这些，无能再多。这些只可算是第二期文化一点影子，缺乏经济进步，实无望其完成第二期文化。上章曾细剖“心随身来，身先而心后”，第二期文化必以第一期文化为基础的种种道理。读者回看前文，自可明白，此不多说。
那么，再问：第二路不通，是否可以回复到第一路去呢?这亦不可能。第二回到เ第一，那就是由理性又退回到身体，向外用力又代向里用力而起。这在人的生命上便是退坠，并不能复其从身体轫之初，在中国历史上便是逆转。亦不能再回到没有经过理性陶冶那样。换言之，这只是由成而毁而已。读者试回看第九章所论“逆转于封建”，第十一章所讲“周期性的乱”，就可明白，此不多说。
前进不能，后通不可，只有盘旋。盖生命现象中固无停住不动之事。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固然是盘旋๙，凡其一切不进者，若经济若学术亦都是在盘旋。此真人类文化一奇迹!ำ旧ງ著于此，早有点明：
他再不能ม回头补走第一路西洋之ใ路，亦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印度之ใ路，假使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他会要长此终古!
上略从此简直没有办法，不痛不痒。真是一个无可指名的大病!以上并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3页
中国近两ä千年社会，单从经济上看，无疑是介于封建社会资本社ุ会之ใ间的。固然它亦许是正在过渡——从封建到资本之过渡。但为什么老在过渡，而总渡不过来呢?不肯在封建资本之外建立第三方式者，不能解答这问题而受窘，即建立第三方式者如李季建立“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ใ说，依然窘于解答。这都是把盘旋๙不进误认为进步慢，昧特殊为常态。于唯物史观不能善为ฦ理会，而固执之，以自陷于不通。
我在另一旧著又指出其所以盘旋๙之故，在交相牵掣——
照此社会形势，的确有使人走入人生第二态度之必要。但人能不能应于此必要而走去，固未易言。在这里至少有两层问题：一层是人生落于第一态度则易易，进于第二态度则ท较难中略๓。一层是第二态度固于此时有必要，而第一态度于此时亦同有其必要。盖从人与人的关系第二问题以为言，此时固以第二态度为必要，而第一态度殆无所用之——此其异于西洋社会者。然从人与物的关系第一问题以为言，则此时又以第一态度为必要，而第二态度又殊不适用——此其不异于西洋社会者。两个必要交陈于前，两个态度乃迭为起伏交战于衷，数千年中ณ国人生所为时形其两相牵掣，自为矛盾者此也。由á上二层问题，第二态度虽为中国人所勉自振拔以赴之者，而有时失坠，数千年中国社会所为ฦ一治一乱交替而迭见者此也。《中ณ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第85页ษ
上略知其既向别途第二路以进，则产业革命之不见，工产资本之不成，固有由矣。更次，乃见其所遗之一途第一路固为所遗而不进，其向别途之ใ进者，亦卒有所限而止于其可能之ใ度。而同时又还以此所牵，不能复回于彼一途。彼此交相牵掣，是即绝境所由陷下略。同前书第95页
具体指出来：有职业而无阶级，是社会而非国家，原为人类所必至之一境。如从第一路贯彻下去，终可到达。却是中国人不终循第一路，径自折向第二路，化阶级为职业，融国家于社会。此未尝不是迈进于第二期文化，但卒为其第一路上成就尚浅之ใ所限，劳心劳力不能合一，只能ม拆散阶级而已๐，不能达到无阶级。——所谓“止于其可能之度”类指此。当其把劳心劳力作为职业划分之ใ时，亦即是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彼此隔绝之时，心思聪明乃只用于修己安人，而不用于物质生产。此一面既因迈进于第二，而第一路为之ใ耽误，彼一面又因第一之不足，而第二路受到เ限制。欲复回于第一路，则ท此化阶级为职业者格于理性既进不许政治上有垄断ษ，不许经济上有垄断而退不转。欲在第二路上更进一步，则此别劳心于劳力者既无望其有合一之事实出现生产技术大进而进不得——所谓“交相牵掣”类指此。类此交相牵掣之事尚多，留心体察，不难看见。以中国人智力之ใ优越而无所逊，中国人数量之众多而罕与比，自秦汉后经历岁月又如此之长久，乃ี在文化上竟尔陈陈相因，讫不见有新า机杼之开出，如果不是有此一种交相牵掣之形势，消磨其智于内，试问这些智力上哪里去了?只有此交相牵掣，不得自脱，其为ฦ阻力乃最大也。
四中国文化五大病
中国文化原只有一早ຉ熟之病，旧著曾设为譬喻云：
好比一个人的心理育，本当与其身体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育而育，亦无不可。但中ณ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育，复由其身体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育圆满良好。《中ณ国民族自救之ใ最后觉悟》第96๔页ษ
本病虽只有一个，而表现之病象则有五：
一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举ะ例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为ฦ封建社会之象征者，在中国社会中即未能免除。子女若为其尊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丈夫所属有。乃至主奴之ใ分，许多地方亦且有之。中国虽已经不是宗法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总被人指目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者，盖亦由此等处而来。其实它乃以走伦理情谊之路，既鲜西洋中古对于个人过分之压制ๆ干涉，遂亦无西洋近世个人自由之确然奠立。不唯自由不曾确立而已，如我在上章所论，个ฐ人且将永不被见。这样就让宗法的封建的形迹有些遗留下来，没有剥除。再有不少幼稚可笑的迷信流行在民间，似亦为ฦ文化幼稚之征。其实中ณ国古人远在二三千年前，头脑思想之开明有非任何民族所及，神话与迷信比任何地方都少。但为它不走科学一条路，对于大自然界缺乏考验，没有确实知识之产生，就让这许多幼稚迷信遗留下来，未及剥除。其他事例尚多，不备举。总起来说：骨子里文化并不幼稚的中国，却有其幼推之ใ处，特别在外形上为ฦ然。流俗认病不真，即执此以为中ณ国是幼稚落后。其实中ณ国若单纯是一尚未进步的社会，那ว问题不早简单容易解决，没有今天这么麻烦了吗?
二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到来，生趣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譬如骑脚踏车，初学亟须用心费力左右照顾。习惯成熟，便抽出其中自觉心，而动作面械化。必要这样机械化，才腾出心力来向最高阶段用去，如骑在车上玩许多巧妙花样把戏等。社会亦复如是。常将许多合于需用之事，保留传习，成为习俗制度。自一面谈，这于社会生活极有方แ便，是很好。但另一面，又因其变得机械僵固，积重难返而不好。中国文化一无锢蔽之宗教，二无刚硬之法律，而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机械化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钢๐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民国七八年间新思潮起来，诅咒为“吃人的礼ึ教”，正为此。举例言之，如一个为ฦ了要孝，一个为妇要贞，从原初亲切自的行为而言，实为人类极高精神，谁亦不能非议，但后来社会上因其很合需要，就为人所奖励而传播展，变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手段了。原初精神意义浸失，而落于机械化形式化，枯无趣味。同时复变得顽固强硬，在社会上几乎不许商量，不许怀疑，不许稍微触犯。触犯了，社会就予以严å厉之压迫制裁，此时一遇西洋新风气的启，自非遭到厌弃反抗不可。厌弃就是因为ฦ领会不到เ它的意味，反抗就是不甘服这种强性压迫。假使在当初ม中ณ国文化方兴，礼ึ俗初成，意趣犹新า，自觉未失，则断不会有此。所以其病完全在老衰这点上。
三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很合于现实。中ณ国文化有些从心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何谓现实?何谓理想?现实不外两个字：一是利益之利，又一是力量之ใ力。力量所以求得利益，利ำ益所以培养力量。二者循环展，可通为一。从身体出者，所务正在此，是故西洋文化为现实之路。反之，若一乎理性要求，而不照顾到此，那就是理想了。从心出的中国文化——中国之社会人生——就恒不免这样。1张东荪先生近著《民主ว主义与社会主义แ》一书第17页，有下面一段话：
欧人自由主义开始于反抗不自由。例如英国1215年所谓“大宪章”亦仅立若干琐事，都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又1789年之ใ“人权法典”，亦只是历举若干件君主侵犯议会的事情，以禁其再犯。我写到此，忽感觉中ณ国的情形恰与西方相反。西方是从实际上把一件一件侵犯自由的事实打消了，顶回去了，然后乃实现抽象的自由之全义。中国自辛亥以来即是由á在上者先自己宣布一抽象的自由宪法，而实际上却依然一件一件来破坏人民的自由。
张先生指点在西洋抽象之理念为后出，而中国恰与之相反，自然很对。其仅举辛亥以来为例，盖犹未悟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而中ณ国却从心出来，一则从事到理，理念在后，一则从理到เ事，理念在先。彼此原来不同也。慈孝仁义，最初皆不外一种理性要求，形著而为礼俗，仍不过示人以理想之ใ所尚。然中国人竟尔以此为ฦ其社会组织秩序之所寄，缺乏明确之客观标准，此即其不落实之ใ本。例如政治制度，在它即为其礼之一部。说它是专制ๆ与说它是民主，同样不恰当。它固不曾以民主为礼，又何曾以专制为礼?事实上亦许不免于专制，然而那非它本意。从其本意表现得很好之时，便具有高度之理性，不过不甚多见。前曾说中国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那ว确有其事，有非西洋社会所能见。但治世少而乱世多，像西欧国家可以近二百年无内乱者，又非我们所能见了。谈中国文化总不能以其乱世作代表，而要举其治道治世来说。但这样说，又嫌理想有余，事实不足。又我常说：中国之民主存于理理念，西洋之ใ民主存于势形势。存于理者，其理虽见，其势未成，纵然高明，不能落实。存于势者，其势既成，其理斯显，虽或了无深义，却较稳实。这就为西洋是从现实利与力中展出理性来的，而中国人却讳言力，耻言利ำ，利与力均不得其展。离现实而逞理想。卒之，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ฦ一不落实的文化。
四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与其不落实之病相连者，尚有一病，就是落于消เ极。政治为力之事，然而不独为力之事，没有一点理性是不行的。经济为利之事，然而不独为利之事，亦恒必有理性在其间。总之，凡是人的事缺不了理性，只是理性多少问题。人类文化渐高，原是利、力、理三者循环并进，然人的理性日启，则ท利与力的地位随以递降，这是一面。又一面，利达了，人之所需无不给，则利ำ亦不足重；力达了，人人有力，则ท亦难以力服人。末后经济上完成社ุ会主义，政治上完成民主主义，那便是利、力、理三者同增并富，而理性居于最高，以决定一切。西洋循现实之路以进，自能渐次达此一境，其文化都是积极的。中国理性早ຉ启，以普其利于伦理而经济不达——经济消极，失其应有之展进步；以隐其力于伦理而政治不达——政治消极，失其应有之ใ展进步。它似乎是积极于理，而不积极于利与力，然理固不能舍利与力而有什么表现。卒之ใ，理亦同一无从而积极，只有敷衍现状，一切远大理想均不能不放弃。中国文化多见有消极气味者以此。同时，它亦再没有什么前途。
五暖昧而不明爽——以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类如西洋文化——相对照，令人特有“看不清楚”“疑莫能明”之感。例如在宗教问题上，西洋有宗教，是很明白的，中国却像有，又像缺乏，又像很多。又如在自由问题上，西洋人古时没有自由á就是没有自由，近世以来有自由就是有自由，明朗而确实。中国人于此，既像有，又像没有，又像自由太多。其他如：是国家，非国家?有阶级，无阶级?是封建，非封建?是宗法，非宗法?民主不民主ว?……一切一切在西洋皆易得辨认，而在中国则任何一问题可累数十百万言而讨论不完。这一面是其内容至高与至低混杂而并存，一面是其历史时进又时退往复而不定。盖暖昧不明之ใ病与其一成不变之局，原为一事而不可分。
第十四章结论
一讨究特征之总结
第一章列举中国文化十四特征，经过许多讨究到现在，约可结束。归根结蒂，一切一切，总不外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一个ฐ问题而已。兹就各章所论究，贯串起来以明之ใ。--
一很显然地，其中第十二特征所谓“无兵的文化”，是源于第十一特征“不像国家”而来。第九章具有解答，可不烦多论。
二而中国之所以不像国家，则为其融国家于社会了-ๅ-此亦见第九章。设更问其如何竟可把国家消融于社会呢?第一层是因为：家族生活与集团生活同为ฦ最早人群所固有，而中国人浸浸家族生活偏胜，与西洋人之ใ集团生活偏胜者，恰各走一路。从集团生活一路走去，即成国家；从家族生活一路走去，却只是社会。第三第四两章即系论证此议。然而其社ุ会生活若仅止于为ฦ一种家族生活，或其社ุ会不外一家族本位的社会，则既ຂ不能强，尤不能大，缺点甚多，必将无以自存于竞争之ใ世。换言之，在于演淘汰中最能见优胜者应该是强且大之集团。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不难，难在其缺乏集团组织而竟能长久存活，不被淘汰。相反地，他并且能有极大之展。此诚何故?于是继第一层之ใ后，就要说出第二层。第二层是因为，理性早启，周孔教化生，使古代一般之ใ宗法制度转化为吾人特有之伦理组织，以伦理本位代替家族本位。伦理始于家族，而不止于家族，规模宏远，意识旷，精神大为提高。家族本位社会是不能存在到今天的，伦理本位社ุ会却前途远大得很。凡此均详见于第五、六两章。然中国与西洋分途虽早，而在早期还不能ม分得甚明。周孔教化生于封建之ใ世，那时还像国家。战国七雄一面更像国家，却一面亦正是国家要被消融之始。必到周孔教化收功结果之时，封建既已解消，阶级化为职业，国家永被涵容于社会。此看第八第九两章可以晓得。